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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头术”来了,你怕了吗?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

近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一则新闻,称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小组(Turin Advanced Neuromodulation Group)的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瓦罗(Sergio Canavero)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成功实施,手术地点在中国,中国的任晓平教授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的进行。

参与此次手术的专家小组表示,目前他们可能已经成功找到了头颅移植手术中重新连接脊椎、神经、血管的方式,手术共花费了18小时。卡纳瓦罗教授也宣称,他们很快将在申请参加试验的病人身上进行类似的手术尝试。

▲ 卡纳瓦罗和任晓平。《环球时报》曾在2015年9月采访过任小平,他指出:“‘异体头身重建术’这个名字我感觉比较合适,更科学,而且能说得清楚,且降低了手术的敏感性,毕竟‘头移植’有时候听起来让人不舒服,而‘异体头身重建术’就比较中性。” © OOOM-SERGIO CANAVERO

所谓的“换头术”涉及到技术、道德、法律等方方面面的风险,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在真人身上实验;但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的确逼迫我们对“换头术”所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

“换头术”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正在兴起、却未引起我们足够关注的超人类革命。

▌超人类革命

犹记得AlphaGo打败柯洁之后,人工智能的话题便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不少人纷纷进行类似设想,如果人工智能比人更聪明了,该怎么办,人类会不会被机器所操控,云云。不过鲜有人反过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人工智能会越来越聪明,但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如果人类也越来越聪明呢,甚至比AlphaGo还聪明呢?有科学家甚至设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通过“换头术”或更改人类基因等,让人类得以长命百岁。

这时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诱惑,或者说是挑战呢?

与人工智能领域一样高速发展的,还有人类的超人类化。法国哲学家、法国前教育部部长吕克·费希在《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一书中,介绍了全球正在兴起的“超人类主义计划”。它说的是随着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互联网)、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以及人机混合技术、3D打印技术(尤其在医学上)的广泛运用,我们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人类越来越在超人类化,人类的体能、智力、情感和道德等方方面面正在不断被技术改善。

▲ 钢铁侠大概是漫威众英雄中最依靠人类科技的了。 © Iron Man 3

超人类革命的一个最本质特征就是,它打算从传统的医学模式,即以“修复”和治疗疾病为主要目的的治疗升级到“高级”模式,改善甚至“增强”人类。

我们可以这么通俗地理解,超人类主义就是人类在超人化,就像我们在好莱坞超级英雄片里看到的,超人们都有杰出的天赋,轻易打不死,有的还能长命百岁。以往我们总觉得电影中的超人是“神”,但事实是,技术在让我们向超人接近。

比如通过基因的修改——像以前我们改造玉米、水稻和小麦的种子一样,让人类具备某种天赋;可以随意修改的我们的某一个特质,比如智力、身高、肤色甚至相貌、眼睛的颜色;或者更具有诱惑的,通过“换头术”等,让人类可以抵抗衰老以及死亡。

▌支持还是反对?

不少人支持超人类革命。在他们看来,超人类革命可以拓宽人类的潜能,克服老化、认知缺陷、不自愿的痛苦和我们孤立于地球上的命运。这的确是部分事实,现今人类仍有许多无法战胜的疾病,许多病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如果超人类革命可以使人们免除这些痛苦,何乐而不为呢?

但目前反对者的声音似乎占据着主流。一来,在反对者看来,当人类可以自主地选择基因,可以长命百岁,那么这已经违背了自然的更迭规律,将给整个生态带来一系列的负担,比如人口过剩。生老病死看似残酷,事实上却维系了整个地球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平衡,人口过剩除了移民到其他星球外,可能就是地球的毁灭。届时人类虽可以长命百岁,但他们却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可能。

其次是伦理上的担忧。《公正论》的作者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一书中指出,当技术使人类越来越“完美”,当人类可以掌控一切为所欲为,那么这将彻底粉碎我们共同生活的三种基本道德:谦卑、无辜和互助。

具体来说,就是当人类可以通过基因选择走向“完美”,那么我们就会丧失原本对现存世界的一种敬畏感,而转向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绝对掌控权。比如超人类革命之前,每个人天赋不同,人生之路是“未知”的,想要取得成就,就得努力,就得接受意外,忍受不和谐,并抵御为所欲为的轻率举动。可一旦我们的基因是可以选择的,天赋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我们的人生成就便不再取决于努力,而是取决于“基因”;我们也无需涵养道德,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保持谦卑,无需热爱生命——反正长生不死,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冷漠冰冷的世界。

▲ 《异形:契约》中机器人对人类说:你在想象你的造物主是谁,而我的造物主就站在我面前。 © Alien: Covenant

还有一个担忧则来自于现实社会问题。现今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明显,超人类革命是否会加剧这一平等?超人类革命的支持者反倒认为,超人类革命会修复不平等。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性因素,比如制度、性别、民族、种族、宗教;另外一个是自然性的不平等,比如健康、天赋等。社会性因素方面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政策干涉更正,但自然性的不平等却无能为力。但如果超人类革命实现,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比如通过积极优生学和基因选择,纠正天赋之间的差距,让人人实现自然性的平等。

但反对者则提出一个有力的反驳。比如基因技术,很显然,这只是极少数富人才承担起治疗的费用,要想让这个技术普惠到每个人,则需要无限漫长的时间。当只有富人才可以为子女选择优秀基因,有权利长命百岁时,这其实反过来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设限,但绝对不毫无根据地禁止

就像人类面对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的矛盾态度一样,超人类革命同样使我们陷入两难。一方面,我们寄望于技术的进步让人类能够更加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忧技术的进步会激起人类主宰或操控世界的欲望,当人类没有“局限”,可能也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追求完美的动力以及见诸之上的伦理和情操。究竟该何去何从?

在支持和反对之间,吕克·费希在《超人类革命》一书中提出了第三条路。他认为无论是禁止一切还是允许一切,是“生物保守主义”还是“生物进步主义”,都是有局限的。他跳出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二律背反,而提出一个超越二者的“悲剧”视角。古希腊悲剧之所以给人一种崇高感,就在于它并不是对与错的冲突,而是对与对之间的冲突。

吕克·费希说:“悲剧处于道德之外,悲剧并不是好坏正邪的对立,而是合理甚至同等的两方的对立。”以悲剧视角看待超人类革命,既能涵养我们面对历史悖论的勇气、意志力和智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大多数主张增强人类的人是想消除我们的痛苦,他们是出于好意,同样,那些极力反对的人也是出于好意”。

换句话说,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两者都有解放人类的理想”。这个澄清看上去颇为中庸,但却尤为关键,它是解决悖论的密钥。因为在许多类似议题上,正反双方之所以陷入长时间的虚耗和混战,就在于双方都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这往往造成了双发立场的强势和真理在我的傲慢,对于议题的具体解决意义不大。

吕克·费希后退一步,博采众长,他认为对于生物科技等应“设限,但绝对不毫无根据地禁止”。也即应该禁止,但不是禁止一切;应该允许,但也不是允许一切。至于禁止什么,允许什么,这个调控尺度则应该交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充分讨论,并由专门的政治机构予以决定——因为只有政治机构才可以避免监管为地缘政治和个人利益绑架。面对即将到来的超人类社会或者人工智能社会,相较于那种唱衰一切或者乐观欢迎的态度,吕克·费希的这一提议,虽不见得绝对正确,但却务实得多。

因此,对于“换头术”我们或许也可以采取“设限,但绝对不毫无根据地禁止”的态度。作为一项技术本身,我们并不禁止它,“换头术”将会帮助人类攻克神经修复、器官移植等方面的难题;但我们同样要予以“设限”,预见其在活体试验上所可能带来的种种伦理、道德、法律风险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并避免技术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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