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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与“走进来”,中国公益组织的国际合作

▌中国NGO为何“走出去”?

2017年3月1日,公益项目“免费午餐”落地非洲肯尼亚,在该国首都内罗毕马萨雷贫民窟的五所学校,1103名贫民窟儿童吃上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

“免费午餐”的走出国门,由邓飞、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三方携手发起。三方达成战略协作,结伴去非洲,共同帮助改善非洲儿童的饥饿、医疗和卫生等问题。

​▲ “免费午餐”在马萨雷贫民窟的长荣希望小学。 © 邓飞

11月22日,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以下简称“论坛”),谈及中国公益组织如何走出国门,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说:“中国红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用红十字会的国际化网络,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把公益项目做到近20个国家。(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能力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办公室的公益组织),欢迎跟红基会合作,利用红十字的国际化网络,一起去做公益项目。

“我们可以提供最大的保障,一是(将公益项目)落地,二是安全保障。尤其是一些战争冲突地区,生命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关于对外援助,多年来一直从事“非洲援助实地研究”的李小云教授将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间,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间,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中国将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传向世界,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标志性表述是“要致富,先修路”。李小云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是中国自身变化的一个翻版,他将其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复制”。

这种“复制”也体现在“免费午餐”的非洲项目上。经过近六年的发展,“免费午餐”募款超过3.3亿元人民币,累计开餐学校近900所,聚集了大量的善款解决贫困地区儿童的午餐问题,并逐渐将目光投向海外。“免费午餐”落地非洲之初,有人质疑,“中国的孩子都没有吃饱,为什么要去非洲”?

邓飞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回应说,“目前国内还有很多孩子没有吃到午餐,或者吃得很差,国内的孩子还需要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也在努力,加大国内免费午餐的力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非洲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帮助。而且,有企业愿意把钱投到非洲去,去帮助非洲的孩子,我们也会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专款专用。此外,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执行能力,因此也想到海外去发展,这其实对免费午餐的品牌、对免费午餐在国内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中国共产党在最新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论坛上,刘选国认为这是中国的基金会走向国际化、成为伟大基金会的契机,“要实现民心相通,它的主要的路径,就是通过民间组织开展活动。所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的基金会,跟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起来,跟中国的政府比起来,的确太渺小。但是它有独到的一些视角和路径,可以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一份独有的作用。”

​▲ 刘选国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境外NGO难以“走进来”?

刘选国曾于2013年赴美拜访了几家基金会,惊叹于“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遥远”,其中一个“伟大”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家成立于百年前的基金会与中国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接触——早在191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捐资建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更早的1905年,该基金会慈善事业总策划致信洛克菲勒,热切推介其将视野望向东方,看向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

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也是一家关注中国的基金会。作为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它推动经济、教育与国际沟通,还致力于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推动加深相互理解,增进相互认识。

在论坛上,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致辞道,“在过去20年,中国社会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始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与国际社会组织联络与合作方面,却相对比较少。”

阿克曼认为,目前中外社会组织的合作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国家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限制。阿克曼指出,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大多数的社会组织还相对年轻,可以从西方“同行”身上学到组织结构、财务、管理、战略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但“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增加了中国社会组织和外国基金会合作的难度。

第二,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基金会是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它们主要从事扶贫、医疗、教育等工作。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将趋缓,其他领域将会对社会组织有更大的需求,比如文化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等。“现在的欧洲,多数基金会正在从事科技、生态、文化等等未来发展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

第三,外国的社会组织也希望向中国的“同行”学习。阿克曼说,“中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加强合作来发挥双方的潜力……在我们与中方伙伴合作的时候,常常感受到他们向外国学习的强烈愿望。但是,请你们也要知道,我们以及其他外国合作伙伴,也希望向你们学习。”

▲ 阿克曼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阿克曼最后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强国。世界必须学习如何理解中国了,但是中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目前看来在这个方面,双方都做得很不够,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跨国联络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局限性,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是最有效促进双方理解,是公共社会的规划。

“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基金会从事跨文化的理解和教育,因此我感到遗憾。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倡导的人文对话项目,期待它会真正促进在公共社会领域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在政治上展示软实力的工具。跨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是社会组织国际对话和合作。”

*本文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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