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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托儿所事件,不能又是止于像骂刘鑫一样的道德宣泄

姚遥,法律学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上海携程托儿所事件,目前为止是标准的危机公关教材。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犯错误的人足够隐忍,别看一群人当时骂得欢,72小时以后,再大的事情也变成嚼成渣渣的甘蔗,躺在地上无人问津。

虽然携程的公关团队在热点时刻多说了好多话,引得事件不断升级。可他们的好队友,也就是妇联一直一言不发,成功让批判火力失去了燃料供给。终于,社会舆论追着下一个热点而去,忘掉了上海发生过的虐待幼童的恶性事件。

妇联不算完全的焦点

妇联被批判,看起来是很顺当的事情。携程自己不能办托儿所,办起来了也要被依法取缔。按照法律来说,妇联同样也没有相应的资质。然而,妇联接手以后,下属社会组织举办托儿所,却没有尽到职责,反而出现虐待幼童的恶性事件。

那么,妇联是否是当前的主要责任人。结论,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仅从当前看到的批判而言,是有所失焦的。首先,携程自办托儿所以后,执法叫停的是教育局。妇联并不是叫停托儿所的责任方,作为行政部门,如果一边执法,一边举办收费的幼儿园,那完全是监守自盗。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民政局2006年印发的《上海市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各个管理环节中,妇联均不在其中。

当然,如同目前所有分析文章都详细剖析过的部分,目前官办幼儿园仅仅保障3岁以上幼儿的入园教育,3岁以下托儿所难以满足教育、民政部门等出台的社会办学要求,且国家尚未出台关于托儿所、早教中心等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规定。因此,尽管社会有需求,由于主管单位不明、监管单位多头等因素,申请开设托育服务的机构困难重重。

这个缺口究竟有多大,上海政协孙静委员发布过上海市0-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调查的一组数据,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2周岁是他们普遍认为的合适托育年龄。上海市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民办幼儿园等合计招生幼儿数仅为1.4万名。目前0-3岁儿童家庭中有近80%的日间看护者为祖辈,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老人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

▲ 全面二孩时代下,2021年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 。 © 学前教育研究

这是当前幼儿教育中的一个尴尬,代际之间观念的巨大差异,从教育理念到生活习惯都基本上格格不入,传统的父母帮助照顾幼儿,父母不堪压力,而父母又并不满意。但是,社会举办的托儿所又供不应求。

妇联下属组织为何又参与到携程托儿所的管理之中,还要往前追溯。

2017年初,上海市妇联牵头,联合其他政府部门推进托儿所的试点工作。为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妇联借助体制内的优势,参与到了这个环节之中。

这是国内挺令人尴尬的一个局面,政府部门严格依法不作为,还能全身而退。但如果无论基于什么目的挺身而出,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中改革创新,难免出事中枪。而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民间处于完全的吃瓜状态,既没法积极参与,又无力监督,最终只能听天由命。像携程托儿所一样,民间不知结果的好坏,无意中知道托儿所如此恶性虐童以后,就全面引爆情绪。

这就像如今正热的江歌被害案件一样,杀人者没有成为焦点,反而是同为受害者之一的刘鑫,因为自身的一些行为,反而成为了舆论炮火的核心。

妇联的所作所为,如同刘鑫一样,在事件之中当然存在直接责任和问题。但真正的核心,还是政府部门在社会对托儿所的巨大需求呼吁下,积极调整修改法律,鼓励企业和民间组织办理托儿所,而不能仅仅为了回避管理上的责任,一味抬高门槛,让事情完全没法办下去。

回头看携程事件,还是很令人唏嘘。大半年前,上海政协就提出,政府应早日明确0-3岁早期托育服务的主管部门,制订民办托幼机构的设置规定和管理办法,激发民办托幼机构的办学动力,“鼓励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一起兴办托幼服务机构承担社会育儿责任。”

遗憾的是,托儿所巨大的缺口,今天依然存在,而且没有看到明确改善的希望。

幼教的黑幕,同样是个巨大的真空

在妇联的推动下,携程托儿所在灰色地带中出现了,父母们本以为这是天大的好事。然而,年幼的幼儿遭遇各种极端的虐待,不仅亲生家长看的心痛,但凡有良心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愤怒。

对儿童的虐待,是否和妇联有关,并不完全如此。儿童因为缺乏足够的表达能力和行为能力,极容易被强者控制。处在幼教管理空间内的时候,儿童遭遇任何虐待和不公,都有可能被成年人技术性的针对,让黑幕无从揭开,儿童遭遇的巨大创伤只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来。携程托儿所内,如果不是有摄像头全程监控,家长们还会认为给自己的孩子找了一个良好的乌托邦。

▲ 2016年9月,山东青岛一幼儿园,老师把大哭的孩子从妈妈身上抱开。  ©  图虫

这种对幼儿的摧残,不仅在没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手里出现,在公办幼儿园中也出现,私立幼儿园中同样存在。刚刚在北京金色摇篮幼儿园亦庄园内,家长们于2017年10月陆续发现的虐打幼儿事件,延续时间长达一年,受害幼儿众多,而且不仅有惨无人道的虐待、殴打,甚至还有猥亵。这还是北京的知名幼教品牌,而如同携程托儿所案件一样,这一幕也是通过摄像头发现的。

作为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其实我对幼儿园内的教育一直心存敬畏。有的时候,在仔细观察孩子上幼儿园以后的表现中,能明显感觉他们学会了高压下隐瞒各种事情,明显受到了老师的虐待。有的时候,是在幼儿园,无意观察到老师对家长不在身边的儿童暴躁的呵斥,推己及人,当自己不在的时候,老师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孩子充满善意。也有从各种渠道听到幼教老师的聊天,她们得意洋洋的分享如何用恶毒的手段恐吓和控制儿童。

作为一个天天讲公平和正义的家长,也不得不学会给老师悄悄的塞红包,不然孩子在幼儿园尿裤子了老师都会有意忽略。作为一个补充信息,我把孩子送去过门槛极高的公立幼儿园,也有本地收费最贵的私立幼儿园,他们在给家长营造温馨感受方面的有区别,但在虐待孩子方面并没有看出本质区别。

扪心自问,自己一对一和亲身孩子相处的时候,还难免出现情绪失控,要想这些教师对别人家的孩子充满耐心和爱意,难以从人性的角度实现。她们一定会使用成本最低的方法,来降低管理的成本。从人性角度的推论在实践中也是如此,幼教场所对儿童的恶劣态度,不仅国内存在,国外一样大量存在。

加拿大的正规幼儿园管理极其规范和严格,但因为难进和收费高,从而导致一些“黑园”的出现。这些黑园收费不一定更低,同样不断出现的各种虐待幼儿的恶性事件,包括虐待致人死亡和猥亵事件。

值得借鉴的是,加拿大的正规幼儿园内极少听闻虐待儿童的事件。没错,虐待儿童的事件需要非常全面的监控体系,除了准入资格,还要严格监管幼教工作者的素质和心理状态,以及家长和校园的实时信息互动,还有对儿童身体伤害的严格监控。有趣的是,摄像头的全程监视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但对加拿大幼儿园来说,不合格的幼儿园被关闭,不合格的从业者被开除倒是比比皆是。必要而适度的惩罚,永远是保持一个行业道德底线的基本保障。

相比而言,国内幼儿园的各种事件出过不少,如果不是出现儿童死亡、被猥亵甚至于被性侵的事件之外,何时见过从业者以及园方承担法律责任。

就目前的携程事件来说,妇联及其下属的第三方机构在这起事件中应当分别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和直接责任,但面向妇联宣泄情绪并不足够。

妇联虽然有意愿推动托儿所的发展工作,但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建立高质量的服务体系。从社会角度来说,托儿所数量严重奇缺,幼教中虐待儿童的事件高发,这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如果止于道德宣泄,而不是追问问题的根源,就如同今天一样,不仅携程托儿所虐童事件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下一个幼教的问题还在潜伏中,不知何时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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