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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汉应知饿汉饥

田方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2017年除夕,联合国的官方微博贴出这样一段文字:“亲,年夜饭吃完了吗?一定很丰盛吧!然而,你知道吗?全球现在仍有8亿人每天忍受饥饿折磨。另外,还有约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这条微博还配了张图片,图中一个瘦骨嶙峋的非洲孩子无助地躺在地上。很多网友认为,大年夜发送这样的微博不合喜庆的节日气氛。一位网友评论说:“中国也只是刚刚好起来一点,(饥饿问题)让世界警察美国去管吧……”

大过年的给人添堵,确实有点不知礼数,联合国官微随后就删除了这条微博。此事却引起了我的思考:非洲饥民的问题,真的不关中国什么事吗?

有个笑话讽刺各国学生。话说某国际学校的老师问班上的孩子:“你对其他国家的食物短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非洲学生问:“什么叫食物?”欧洲学生问:“什么叫短缺?”美国学生问:“什么叫其他国家?”中国学生则问:“什么叫自己的看法?”看来,为了有些独立见解,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饥饿问题。

这则笑话里并没有拉美学生,现实中却有位叫马丁·卡帕罗斯(Martin Caparros)的阿根廷作家。他力图理解“其他国家的食物短缺”,并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专著《饥饿》。

这位作家历时数年,走访多国,包括美国、印度、尼日尔、孟加拉国和南苏丹,终于在2015年推出这部纪实作品。此书旨在唤醒人们对饥饿问题的重视,作者引用了一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更着力描绘了几十位活生生的饥民。在卡帕罗斯看来,“饥饿的人,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中最为悲惨的代表,那些被剥夺了每日吃饱之可能的人,他们连无产阶级都算不上,他们是可丢弃的、多余的人。”

谁都尝过饥饿的滋味,可并不是谁都理解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解决公民的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良,因此笑话中的欧洲学生会问“什么叫短缺?”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营养问题也得到极大缓解,“富贵病”却日趋严重。两位英国作者在《富态》(Fat China)一书中指出,尽管中国的总肥胖率还很低,这项指标在城市人口中可能已经达到两成。有学者预测,中国人将在未来二十年达到美国人今天的“胖度”——每三人中有两位超重或肥胖。不论已经胖起来的,还是正在胖起来的,都可算作地球上的“饱汉”。

卡帕罗斯提醒读者,全世界还存在着八九亿“饿汉”,“……每五秒就有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因饥饿而死”。饱汉不知饿汉饥,可白天为何要懂夜的黑?我想研究饥饿问题,首先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饱汉也是饥汉的后代。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我们的祖先都在忍饥挨饿。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生产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大多数地球人总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生产率稍微提升一些,享有余粮的人们就会生育更多儿女。较高的生育率很快抵消了经济增长,使人们又回到以前的收入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发现这一规律不久,它就不再起作用了。人类进入了一种新型发展模式,生产率和人口规模同时开始增长。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后,很多人并没有在身材适中的时候停止进食。我们继承了祖先喜好美味的饮食偏好,这种偏好有利于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储存能量,克服不时发生的食物短缺。

如卡帕罗斯所说:“我们身体运转的原理在那段古老的时期被确定下来……它所带来的焦虑感一直在持续……”。今天丰裕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基因结构却不可能与环境同步改变,人类依然表现出贪吃的劲头儿。社会学家郑也夫因而主张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应当“神似祖先”,通过节食和运动保持身心健康。

再举一例。如果不理解饥饿,我们也不会明白中国的美食文化由何而来。有一年,我陪外宾到北京一家东北菜馆,其中一道菜是“油炸知了”,这些老外无论如何不肯尝一口。为什么中国人貌似什么都敢吃?常见的解释说我国同胞嘴馋,可最早做出油炸知了的人——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可能事先知道这是美味呢?北京市社科院的研究员李宝臣提出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见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饥荒,每次都有人被迫食用以前没人吃过的动植物。经过多次的“活体试验”,以生命和血泪为代价,我们的祖先才搞清哪些动植物可作食材,中国人的食谱也由此变得种类繁多。

有人也许会问,历史上的饥饿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为什么还要关注其他国家的食品短缺?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你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隔遥远。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正在变成我们的问题。

就拿饥饿最严重的非洲来说吧。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往来倍增,在非洲经商务工的中国人也有几十万。为了促进中非关系发展,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非洲的问题也牵涉到中国在当地的海外利益。不论作为投资者还是援助者,非洲国家的食品短缺问题都应该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非洲学生来华学习。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开设了全英文硕士项目,每年都会招收五至十名非洲学生。我在教学中深切感到,自己对非洲国家的了解很贫乏。

一次,有位坦桑尼亚的学生上课作演示,提到该国一些村民为公共集资,将各自的钱财放到一个纸箱里。我当时就问:“为什么他们不存到银行?”这位同学的回答很直接:“因为当地没有银行。”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久居深宫的晋惠帝——他在饥荒之年问大臣:“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呢(何不食肉糜)?”

在我课上,常有穷国来的学生将营养不良问题作为论文选题。除了从方法上给予指导外,我很难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研究建议。卡帕罗斯以一种讽刺甚至愤怒的口吻,批评了跨国食品公司、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在饥饿问题上的不作为和胡作非为。我怀疑他的一些观点是否有坚实的论据支持,不过至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缓解营养不良,更是亟待国内学者研究的课题。理解饥饿问题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深化发展理论,这是“饱汉应知饿汉饥”的又一个原因。

联合国的粮食问题专家齐格勒在《大规模毁灭》一书中指出,“……世界粮食总产量可以毫不费力地养活120亿人,这一数字几乎是当今世界总人口的两倍。” 可见饥饿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九十年代,埃塞俄比亚的粮食产量连年增长,成为非洲第二大产粮国。可由于战乱破坏了交通线,粮食无法运输到某些地区,那里的人们仍在忍饥挨饿。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和德雷兹的专项研究发现,饥饿问题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异很大,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冲击。因此一旦粮食价格上涨或食品贸易受阻,这些群体挨饿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阶层。《饥饿》一书就是要为这些饿汉呐喊:这个世界还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

饥饿问题的种种成因非常复杂,解决方案也需要多方协调,但这并不是我们袖手旁观的理由。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贾亚瓦迪那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的序言中强调:“根除全球饥饿的任务如此重大,以至于不能将其完全留给政治家;它如此急迫,以至于不能将其完全留给理论家;它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将其完全留给人类的同情本能。”

我们当然不能将饥饿问题完全交给人类的同情心,可同情心依然是我们关心其他国家人民的心理基础。毕竟,人类的祖先依靠同情连结起来的纽带,才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抱团战胜饥饿。这是饱汉应知饿汉饥的最后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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