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南都观察 > 为什么中国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是“找关系”?

为什么中国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是“找关系”?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中国人经常公私不分。

不时总能听说这样的事:新员工入职后,被老板支使去做私事,例如帮着搬家、接送孩子,甚至替老板的儿子完成黑板报之类的学校作业。当然,这些听起来很无奈,恐怕也没什么人喜欢被人这样支使(但能断然拒绝的也不多),然而,当涉及到另一些事(例如要给父亲看病)的时候,许多国人的第一反应又是去“找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在潜意识里,还是觉得非正式渠道能更有效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很多年来,人们一直都在诟病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关系文化”,所谓“走后门”差不多是贪污腐败的代名词,但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迄今仍是依靠各种非正式互动来进行运作的。很多“正事”是在酒桌上谈成的,这一点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正如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一书中所说的,由于官僚制度不能建立在程序规则的基础上,因而非正式制度弥漫盛行,上下级之间彼此熟识了就“好说话”,常常还为了弱化正式等级关系所带来那种严肃的气氛,而把双方的互动特意安排在餐桌、娱乐聚会或朋友往来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以拉近彼此之间的感情联结。在这种情况下,正式制度其实是内嵌在一个“人际关系交错相连社会制度”内的。前些年热议的所谓“潜规则”,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一套非正式的机制,比正式机制更能起作用。

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起源于小农社会的那种家长制“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无法真正独立于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的亲属网络,因而对任何人的行为总不免亲疏有别。

如果一个人按照法律条令这样的正式制度的要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那他就不免会受到亲友的人情压力,因为一个捍卫原则的人,容易会被斥责为“没有人情味”。这样,一个人要完全独立于社会压力来行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欠任何人人情”,但这又是几乎不可能的。在现实运作中,“关系”已变成一套非正式的组织方法,用来抵消国家机构的政治安排和社会控制,借以穿透和腐蚀公共政治网络,还使得很多事无法按正式制度的要求来运作。

▲ 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网示意图。 © 罗家德《中国人的信任游戏》

这种社会的好处是富有人情味,人际之间怀有熟悉所带来的特殊亲近与友善,有时还带来强大的凝聚力(将官“爱兵如子”就更能发挥出战斗力),然而问题在于,当一个社会日渐复杂化之后,这就很容易造成裙带特权关系。不仅如此,由于非正式的人际互动处于支配性地位,很多职业规范也就无从谈起——这纯是专业机制运作的问题,而和个人素养、受教育程度之类的问题无关,因为,按说在全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学校园,却也是这种现象的重灾区。

曾听一个在高校任教的朋友抱怨说,不少学院中人的做事习惯很不好,缺乏基本的办事规范,往往只是口头含糊交代一下,也不说清楚要别人做的是哪些具体事项、截止时间是何时,其结果是搞出很多麻烦,常常是让人白跑很多趟,碰到事情又来问,甚至事到临头都不知道自己什么还没做。就算给他们委婉提醒了,他们也往往还是没怎么意识到。

这当然不仅在大学里如此,我在职场上也遇到过不少人这样:安排任务时喜欢非正式地口头交代,但又讲不清楚,如果照着他的意思做了,末了他又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为此反复修改,造成许多无用功。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然是因为缺乏职业规训,但职业规训又是什么?说白了,那无非是一套遵循正式制度要求的行为规范。在国内不难看到的一点是:越是小地方,越难建立职业规范,但那里的人情味也越重,“关系”通常也越是重要。

▲ 儒家庶人伦理中的“仁-义-礼”伦理体系。“依照儒家的观点,在人际互动的场合,应当先根据‘尊尊’的原则,解决程序正义的问题,决定谁是资源支配者,有权选择资源分配或交易的方式;然后再由他根据‘亲亲’的原则,决定资源分配或交易的方式。” © 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起作用的地方,哪怕是办正事,也大量依靠非正式互动。例如在学院里,有时找人办点事纯是“帮忙”性质的,或是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彼此又都是熟识的师友,双方并不是正式权力关系(比如付薪的雇佣服务),甚至你委托办事可能还是自己的导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太正式甚至还显得有点尴尬。其结果,这样对办事双方的行为约束都是软性的——简言之,交代得不清楚、或办得不好,往往也不会有严重后果,毕竟你很难因为请托导师去做的一件小事没办好,就跟他断绝来往吧?

如果施加硬性约束,那会怎样?一种很可能的情况是:事情办不成了,因为当事人觉得你不通情理;如果在对方没办好的情况下处罚了他,他还很可能会怨恨你。举例说,单位里的厨师是老板的哥哥,虽然职务不高,但因为他和老板的这一层关系,平常就算菜烧得不好,员工们也不敢开罪他;但有一次他做的菜实在太难吃,终于很多人抱怨的声音传到了老板耳朵里,老板为此发怒,要扣这位厨师兄长的奖金,厨师即便表面上认罪了,心底里却怨恨这个弟弟:你怎么能这样当众不给我面子?我毕竟是你哥哥。

这恐怕是中国社会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交织在一起:虽然按正式制度来说,厨师不符合职业规范要求应该受罚,但不仅员工顾忌到老板的关系而不敢开罪他,甚至老板也要有所顾忌,而对厨师来说,他最后的怨恨更表明他将非正式关系凌驾于职业规范之上,这恐怕也正是他烧菜不好的根源所在,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认为,无论自己烧得好不好,身为老板的弟弟都不会拿他怎么样。

在日常话语中,官场上的铁面无私,常被称作“不讲情面”,那反过来说,“讲情面”是什么?那就是非正式互动。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生活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将一切社会活动都看作是由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所支配的,就像上述那个老板的厨师兄长,他没有自视为一个“厨师”(他在单位里的正式社会身份),而是将自己看作是“老板的哥哥”(他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与此对应的,他也没把老板当老板,而是当作自己弟弟。这样,当老板以职业规范来要求自己时,这位厨师发现情境忽然转变了,但心理上却还没有调整过来。

▲ 人际信任差序格局分布图,色块的位置越“高”,代表信任度越强。2012年初,南京大学有研究团队对南京市区的560多万合格选民进行严格随机抽样,其中一组问题为“如果1表示完全不信任,10表示完全信任,请问,你对下面这些人(家人、亲戚朋友、经亲朋好友介绍的人、单位同事领导、同学、社会上多数人(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如何?”结果非常清晰地显示了国人在信任问题上家人和外人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信任的差序格局不仅表现在平均值逐格下降,也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对信任的差异随着同心圆的外推逐渐增加。” © 祁玲玲 赖静萍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中国传统上,一个领袖如果要立下规矩,常常不得不以身作则,或以那种“关系”最硬的人开刀。试想下孙子练兵的故事:他受命训练吴王的妃嫔们作战,但尽管三令五申,这些女人仍然嘻嘻哈哈,于是他下令将队列中吴王最心爱的两个妃子处斩。经此杀人立威,其余人都胆战心惊,果然无不令行禁止。在这里,那些妃嫔原本只认为这是个“游戏”,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士兵”,但在两个妃子以不守军令被处死后,她们一下都明白了:必须严格遵守专业规范的硬性约束。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很多,《资治通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大将李勣出征时想带他女婿杜怀恭同行,给他机会立功,但杜再三推辞,最后竟然逃到山里面不出来,跟人说“公欲以我立法耳”——他看出来,自己个性疏放,到时很可能会因为不守军纪而被老丈人拿来开刀,以此向全军表明自己铁面无私,女婿犯法也照斩不误。反过来说,这种政治权谋也意味着,在中国社会,非正式的人际关系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要通过这样的极端的方式才能让人相信正式规范是“毫不含糊”的。

这也可以导向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至今缺乏完善的职业规范?

答案或许在于,在这样一个依靠非正式互动来运作的社会中,本身就缺乏内在动力去促成职业规范,不仅如此,它甚至带有顽强的反专业化倾向。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明清时代士人常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公务之外的个人兴趣上,而熟知专门事务的衙门胥吏却社会地位低下,往往只图在细节事务中操纵舞弊。生活在现代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中的人,按说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工作时间就该做工作的事,更不应混淆个人兴趣与职业要求——就算你是个书法家,也不应该用毛笔字龙飞凤舞地开药方,搞得别人看不懂。然而在中国,虽然近代以来各行业开始日渐趋于专业化,这一进程却迄今尚未完成。

要改变这种状况,仅靠道德训诫是不够的,这还有赖于全社会在日常生活实践和意识层面的革命,因为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是根据公共生活而非个人社会关系来界定自我的时候,这种现象才能逐渐改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那个具有“人情味”的中国社会文化,只不过它应该被更严格地限定在私生活领域而不能渗透、侵入到公共生活领域。换言之,这需要人们在公私两个生活领域中,遵守不同的规范,而这也是对每一个现代人的要求。

*原标题《关系背后的中国》

推荐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