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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贫困难消,积极减贫可为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当今中国最急迫的目标,大概要算“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了。
 
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的是收入或消费低于某个标准,而相对贫困指的是收入或消费处于社会底层,再富足的社会,都会存在相对贫困的人群。中国“全面脱贫”的目标,指的是消除绝对贫困。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是各级政府部门挂在嘴边的口号,也体现了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的决心。有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
 
一是“脱贫意愿”。外界扶贫决心有了,但当事人呢?“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如果有些人就是不想工作,就是甘于贫困,就是穷开心,人均年收入就是达不到2016年的2855元标准,怎么办?
 
比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会骂他不思进取,还是赞他“贤哉回也”?再如不丹。这个人均GDP排名倒数的国家,在国民幸福度上却名列前茅。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民,真的需要外界千方百计地去扶贫吗?更现实一点,有的贫困户,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不愿去打工,随便种种地,剩下时间就玩手机,外界怎么帮他脱贫? 
 
二是“脱贫能力”。有些人即便想脱贫,但囿于自身或区域条件所限,或无法进入收入更高的产业,或没有必需的劳动能力,比如重度残障、孤寡老人、孤儿等,他们的贫困如何改善?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六年里,每年减贫人口超千万,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40万人,不知道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户上述情况的困难家庭。我期待更详细的信息公示。
 
 ▲ 按照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计算,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为1.239亿,到2015年底,已经减少至5578万。
 
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意愿和能力的变动,会影响扶贫效果——绝对贫困人口越少,扶贫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如果画一条贫困人口变迁的曲线,它会从陡降到趋于平缓,直到难以降低,在系列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会趋近并盘桓在某个数值附近。这也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和消除相对贫困类似,是一个几乎无法达成的目标。根据之前的数据推断,绝对贫困人口的稳定值近年来不会低于两千万。所以,与其致力于全面消除贫困,不如将部分资金用来建立社保体系,给最底层的人群兜底。 
 
但在一些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贫困人口变迁线是一条近乎直线的折线,斜率是一个常数,最终会和时间轴交汇,达到“天下无贫”的目标。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数据是按照年度统计的,而且是千万量级的,即便全部真实,也无法预测出贫困人口变迁线会一直陡降至零。尽管从数据上看,我们离“全面脱贫”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点之所以会被忽略,是因为我们对“成就”过于自信,以至于被蒙蔽了双眼。
 
毕竟中国的减贫成就是响当当的,改革开放30多年,7亿多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因此誓要全部脱贫,“不留锅底”。同样自信的还有联合国,也提出了203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但问题在于,之前的7亿人脱贫,不一定全得益于扶贫政策,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近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多是因为外出打工,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受益者。
 
如果政府在扶贫上过于自信,就会变成的“致命的自负”,迷信政府干预的力量,不可为而为之,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
 
▲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围墙上可见各种扶贫标语。 © 图虫
 
目前扶贫工作中的浪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耗费。2016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达到660亿元,加上各个地方、部门的配套资金总额超过千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率却不容乐观。审计署在2013年、2016年两次公布过扶贫资金的审计结果,发现存在长期闲置、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请客送礼、损失浪费等多种问题。根据审计署2016年第七号公告,审计资金总计50多亿元,其中问题资金占到三成,数额惊人。
 
上述所说是显性浪费,还有一种是隐性浪费。因为经济学讲究机会成本、规模效应,在偏远农村投入巨额资金搞基础建设,上扶贫项目,哪怕资金落到了实处,但在受益人群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上,远不如投资大中城市,使之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对偏远地区的投资更多应该是在教育上,支持和鼓励他们向城镇流动。 
 
二是土地耗费。贫困县缺钱,但不缺地。尽管国土部严控建设用地规模,但会对贫困地区网开一面,支持他们搞产业扶贫,于是贫困县市开发之风盛行。可根据媒体调研,这些开发区有的招不到企业,有的只见圈地不见开工,土地大量荒废。这还没盘点清,前不久,国土部再出政策,明确贫困地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不受指标规模限制,节余指标还可跨省流转。
 
三是人力耗费。“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很多地方都要求贫困干部驻村,中国有十余万贫困村,仅此一项,就意味着要有十多万名驻村干部。县里扶贫办肯定没有那么多人,就需要从其他单位抽调,被选中的这些人就要把原本的工作搁在一旁,专心扶贫,而这本不是他们所擅长的。在工作内容上,“精准扶贫”还意味着有很多数据要记录,有很多表格要填写。 
 
中部某县一扶贫干部做过梳理,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填写90份表格。比如全镇健康扶贫的数据,要求一周完成。但该镇贫困人口有9000多人,如果保证质量,仅填写一户的表格就需要至少一个小时,这还不算路上翻山越岭的时间。而所有乡镇干部加起来只有六七十人,24小时连轴转都无法完成。要是填得不够细致或与农民所说不一,被暗访组查到了,扶贫干部还要被罚。 
 
 ▲ 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刘成良:现在政府部门一般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攻坚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专责小组:农业、水利、交通、教育、发改、移民等部门,这是一种统分结合、部门协作的方式,因此各项表格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 观察者网
 
四是智力耗费。一个目标注定无法实现,有些人却还要绞尽脑汁,只会空耗智力了。想要“脱贫不漏一人”,就像制造永动机一样不切实际。“精准扶贫”对精准的追求,可能会耗费更多的资源,因为任何信息的获取都有成本,也有误差。比如,如何计算一户人家的确切收入?也许他们一年都没有工资性收入,家里却有几头价值数万元的牦牛,这算不算贫困? 扶贫政策的真诚毋庸置疑,扶贫干部的努力也值得尊重,但人世间很多美好的事情,只靠真诚和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扶贫,而是减贫。扶贫侧重于政府的行动,主动为之,而减贫依赖于政府的智慧,因势利导。
 
一是需要梳理经验。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但关键在于找出真正的原因——是扶贫政策有效,还是减贫措施得力,需要对有效性的科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归因。 
 
另外,很多地方都有致富样板、脱贫典范,但其实,这些经验和资源多是不能复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比如,信阳郝堂的“内置金融”搞得有声有色,但其他村庄就难以复制,因为他们很难请到李昌平这样的外部专家,也很难得到上级政府的如此支持。再者,减贫上也有不少教训需要总结,有很多政策需要评估,比如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等。
 
二是需要权利视角。扶贫是在“贫”字上下功夫,而减贫则要在“困”字上做文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人的贫困首先是权利上的贫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足以印证这一点。改革前农民被户籍制度困死在土地上,进城、买票都需要介绍信,而八十年代户籍制度松绑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来到沿海地区,在为经济建设提供生力军的同时,自己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现在要想让更多农民脱贫,鼓励他们进入城市并支持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比在农村搞什么扶贫项目更为有效也更为持久。
 
三是需要民间参与。现在的扶贫工作由政府主导,民间的能量和活力还未被充分激发。
 
公益组织如扶贫基金会、乐施会、宣明会等在减贫上有诸多经验,还有一些支教机构活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却少见他们的身影。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购买社会服务,减贫工作其实也是可以由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我们每年有上千亿的扶贫资金,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购买民间组织的工作,既能减少政府人员的工作压力,也可以得到更为专业多元的服务。
 
 
​▲ 云南丽江老君山河源村,村民召集的会议。各组村民代表加村委会干部组成评委,现场给每个提议的项目打分,不靠谱的废掉。三生(参与帮扶的NGO)、县乡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论证团不投票,但有质疑权,由此影响拥有投票权的各组代表们。
 
四是需要科学精神。科学的要义在于求真,在于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哪怕再不情愿。 
 
医学上有绝症一说,与之类似,经济发展上也有死穴,一些地方的经济并不是靠外界输血、靠扶贫政策就能搞活的。追求共同富裕没有错,但共同富裕的主语应该是人,而非区域。拿美国来说,各州的经济规模差距巨大,但人均GDP却大体均等,关键就在于人是自由流动的,人往高处走,会自动形成平衡。 
 
树挪死,人挪活。人均GDP的提升有两方面,一是做大经济蛋糕,二是减少人口数量。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大城市更热衷于“大树进城”,却不欢迎农民落户。
 
其实不少人明白,“全面脱贫”难以实现,但没什么人愿意捅破,因为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愿景,也是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目标。 
 
但越是美丽的愿景,就越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60年前,正是在“赶英超美”的旗帜下,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之后数千万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扶贫大跃进虽然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但社会资源的浪费却是不可避免的。政绩高压之下,还可能会催生大面积的数据造假,不少宣布全面脱贫的贫困县,可能都经不起最初步的调查。 
 
当然,周期式的“扶贫奇迹”并非不可能,我们已经两次实现。早在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战”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宣布“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基本解决了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呢?随着贫困标准的调整,2002年贫困人口又从3209剧增到9029万,在降至2688万后,2012年又跃升至12200万人,接下来又是一路陡降。  
 
如此来看,“扶贫奇迹”不只取决于经济发展,更依赖于时间周期和标准界定。但即便如此,贫困人数在最低谷时仍有两三千万的规模,那么,到2020年,我们会实现“零的突破”吗?  
 
可以肯定的有一点,中国的减贫成就已经颇为巨大,数以亿计的人口脱贫足以堪称奇迹,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全面脱贫”作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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