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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罗斯高,为什么还被赞美?

前段时间,美国学者罗斯高(Scott Rozelle)的演讲稿《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一出即得到高度关注。他的数据被质疑,社会经济发展观被挑战,而提出的“要外出打工的母亲回到家中”这一解决方案更是引来争议。

然而,连日来,读者还是不吝把赞美送给罗斯高。

我和你一样困惑,罗斯高做对了什么?

罗斯高和他的中国合作同事组成的团队,近十年来都在开展一系列关涉农村儿童发展的研究,并设计干预实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跟其他学者不同,罗斯高做的是干预研究。

这里说的干预研究,不是指他具体做法中的干预——将儿童随机分组,实验组和参照组,其中实验组的儿童被改变营养状况;再来比较两组儿童的智商差异,由此评价营养水平在何种程度影响学习表现——而是指走出书斋,到真实世界中改变真实世界,不单是描述它、解释它。

干预研究是一项行动,是一场冒险。它挑战的,是一种现今占据上风的学科专业主义。

你可能会说,作为学者参与实践向社会服务,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何来奇怪?但还真不是。

▲ 罗斯高(中)和同事在农村调研。 © Scott Rozelle / 新京报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生,或许都有这样一个记忆,如果你说学习一门专业是服务和改变社会,是践行“家国情怀”,很可能会被嘲笑。因为其他同学会认为你的专业尚未入门。他们会说,社会科学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世界,而即便有干预,也不过是实验研究中的实验组干预,确定变量及其因果关系,目的还是服务于解释。到此便停下脚步。

这便是刚才说的一种学科专业主义。它常让人想起学科之间的壁垒,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面,即:(1)退回书斋,独立于世,研究者将私人观念隐藏,保持价值无涉或中立,与外面现实世界打交道只限于实证材料收集中的观察和调查。(2)研究问题往往落脚于解释一起事件、一种现象或一个群体,怎样被政治经济文化等宏大环境影响。“以小见大”的因果演绎逻辑,是它们的标杆。

这样做的初衷,是拒绝个人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研究过程。

二十世纪的德国思想大家韦伯(Max Weber)阐释的“价值中立”,是说材料收集、筛选、综合、分析和结论等过程,都要严格由事实和逻辑决定,绝不能根据利益需要自由裁剪和演绎。韦伯很清楚,欧洲史上被意识形态捆绑的研究和课堂,是怎样误导大众和学生的。

然而韦伯只说研究过程要坚持价值无涉,至于研究选题、方法和公布范围(学术期刊、公共演讲或新闻媒体)等都不可避免带有个人偏好,即价值有涉,而他自己便有第二个身份即政治家。卓越的思想家,审慎的政治家,两种职业经验让他更清楚学术和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职志”(Beruf)。历史学家蒙森(Wolfgang Mommsen)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中就向读者呈现了韦伯在两者之间的紧张。

但现实是一场误读和意外。“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中演变成,既指研究过程,也指研究者与现实保持绝对距离,向学科专业主义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说辞。

同样提供正当性说辞的,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还有结构主义。尤其是兴起于美国战后的“结构功能主义”。他们无比相信外在结构的力量,同结构相对应的个体“行动”只能被影响。

被扩大化的“价值中立”和“结构(功能)主义”两者主导的研究结果是,研究者谨小慎微地守在学科专业内,安全地研究着因果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他们的自变量,事件、现象或群体(行动)是因变量,而自变量决定性影响着因变量。

或许研究者都会承认“结构”和“行动”两者互构即相互影响,但这样的庸俗辩证法可能只是正确的“废话”。现实的情况是,结构决定说占绝对上风。

二十世纪末,前苏联退出历史,冷战结束,宣告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竞争得到缓和。意识形态影响学术研究的担心,平静了下来,学科专业主义旋即统领天下,影响至今,而这恰恰是中国向世界学习看见的最大“道统”,浩浩荡荡广及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于是,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内,“幕僚人才”或热衷于提政策建议的做法,都不受欢迎。同行往往质疑他们的专业性。

但于欧洲和美国而言,其实还有另一支“道统”。滥觞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Joel Migdal)是目睹了行动如何改变结构的一代学者。他在《社会中的国家》中回忆学生时期,曾经深信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即国家垄断权威和暴力,但二十世纪六七十代发生的黑人平权、女性权利、环保和动物权利等新兴社会运动,让他见证了个人和群体同样具有暴力且能影响国家的建制。

▲ 1965年8月6日,《选举法案》签署仪式上,总统约翰逊与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选举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机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片的法案,其禁止了在投票过程中的种族歧视”。 © Yoichi Robert Okamoto / LBJ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Alain Touraine)更为直接。他书写《行动者归来》即要宣告“行动者”改变结构的时刻到来。行动者是谁?是每个社会成员,他们都拥有改变自己和社会的权利与能力。

图海纳是社会学出身,他不满足于做描述和解释研究,提出“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倡导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精神参与社会的改造,即干预社会。声望更隆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同是这一研究取向的践行者。

干预研究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甚至可以说,近代专业主义诞生前的学者都在直接干预社会。马克思(Karl Marx)生活的十九世纪是最后也是最辉煌的时期,见证它的,是流传至今的那句“哲学家是以不同方式去解释世界,问题在改变世界。”

学科专业主义诞生时即怀疑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很可能给干预的对象带来风险。同自然科学的实验不一样,研究者干预的社会实验,造成的伤害将不可逆。

遗憾的是,晚来的学科专业主义矫枉过正,现今已走得过远。将研究者封闭起来的做法,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变迁中的社会,将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有人吐槽说,研究者蜷缩在自己狭隘的“小九九”领域内而不关心真实世界。按照社会学家沈原的说法,中国社会正在呼吁一种根植于实践的干预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的一些干预研究在重新起来,推动着社会的改变。而乡村最受关注。

问题是,跟其它的干预相比,这样的干预研究有什么不同?

要知道,即便在时下,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学者也不少。往前回溯百年,知识分子自主参与的乡村建设,也只在共和国“前三十年”集体主义时期中断过。

▲ 位于北京海淀区温泉镇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培训基地,围墙上写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过有意思生活,走理想之路!” © 3nong.org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纸上谈兵”,一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两者都在指向读书人,笑其不懂现实运行逻辑的复杂性,偏爱指点江山,幼稚且可笑。干预研究能否用专业精神克服这些说法?

但现在看来,这些很可能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是:干预研究可以插手何种领域?是否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和生活经验?干预到何种程度?等等。就目前来看,这些问题非常模糊。研究者都声称自己是客观的,是进步的,但有的往往用“三农专家”的名义来“拯救”乡村。

将信教的农民粗鲁地定义为“被洗脑”的愚蠢,而不考察他们追求信仰背后的需求空白,是不是缺乏专业精神?用“维稳”的思路来建言治理乡村,是不是不尊重他们的诉求?通过工程来设计乡村的建设,整齐划一地改造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过于自信?

这些问题很难界定和厘清,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选择一门学科,只是为了志趣,而古中国所谓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治天下”是一厢情愿。结果退而回到书斋。

绝不是说都要走出书斋,而是说,退回和走出书斋两者都需要,因为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唯一的选择。

倒是政治学家任剑涛的《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启发了“干预研究”的方向。他的目的是,探讨怎样在国家、社会、市场和个人等要素之间界定“公共”。而公共,在我看来,恰恰是干预研究的领域。

▲ 2017年6月,距河南辉县县城50公里的西平罗乡,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和社区大学的学员们一起交流。2014年,孙庆忠和时任“川中幼儿园”园长张青娥共同推动创办了川中社区大学,目的在于“带动乡村幼儿教师参与培育乡村文化”。 © 河南教师

简言之,这一领域关涉的是,追求幸福和尊严的,且是最基本的被最广泛认同的权利,包括福利、教育、收入和健康等等,而并不包括研究者浪漫主义的乡村改造想象。做干预研究的学者,显然需要更扎实的专业精神,更审慎的现实行动能力。

抚今追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于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干预研究,同十九世纪不同,同十八世纪乃至更早时候都不同。数经波折和洗礼,尽管按流行标准,践行者中以新左翼居多,但我认为这样的划分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因为现实是干预研究身上的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都已变淡。更何况,已经垫上了一层厚厚的专业主义和精神保驾护航。

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国,需要走出书斋的学者,他们不限于做描述和解释,而是直面现实的困境和难题,投身于真实世界的干预研究。当下已有不少学者加入其中,包括罗斯高在内,但更重要的前提是厘清干预研究的范围和程度。罗斯高不做冷漠的旁观者,是被称赞一面,而他以专业的角度关注乡村儿童教育,对什么是需要且可以干预的公共领域有着审慎的把握,是被称赞的另一面。少了其中一面都不行。

罗东,书评编辑,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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