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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也指向城市,农村还能留下什么?

编者按:

罗斯高(Scott Rozelle)一席《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演讲,让无数目光聚集到农村,尤其引发了对农村教育的多角度探讨。有人感叹农村已然衰落,而户籍制度依然捆绑着农民;有人质疑发展权的不平等,城市“夺走”了农村太多的资源,如今连人也要“夺走”;有人期待农村再次复兴,因为黄土上千百年都生长着坚韧的灵魂……

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也期待更多元的声音和视角。

邱建生,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约研究员,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看完演讲《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很有感触。首先向罗斯高教授及其团队致敬,这种接地气的治学精神是中国学者们需要学习的。其次向晏阳初先生致敬,他差不多九十年前写过《误教与无教》一文,对我有很多启发。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85%的人不认字,是典型的“无教”。在考察了众多“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学校后,晏阳初却发出了“幸亏中国无教育,否则非早亡不可”的慨叹。是啊,同样的纸,一张什么也没有,另一张却涂满了臭气熏天的所谓“知识”,这“无教”与“误教”的差别该有多大?

晏阳初的感叹让我想起新近拜访的一位学者,他扎根农村三十年,致力于推动“劳动教育”。他曾问我两个问题:“你看看周围的世界,人们越来越良善了吗?我们的土地越来越肥沃了吗?”

我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正如罗斯高在演讲中展示的,这个世界的教育总体水平越来越高,但似乎,人们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了,土地污染也是前所未有。梁漱溟先生八十年前“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发问,仍然让人无法释怀。

是否可以说,今日世界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无教”,而是“误教”呢?如果知识本身出了问题,那还真是不如“无教”好呢。

▲ 晏阳初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被联合国聘为终身特别顾问。图为民国时期,晏阳初在定县给学生们上课。 © dingzhoudaily.com

▌“发展成功学”能解救农村吗?

回到罗斯高的演讲上。作为经济学者,他从教育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这个角度,指出近八十年来世界的发展只集中在少数十几个国家或地区,并且和教育水平的同步提高有很大的相关性。而在大部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或没有机会跨进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教育水平提升不起来是主要的原因。

诚然,在所有经济要素中,人无疑是最重要的。但同样作为经济学者,罗斯高似乎忽略了一些事实,即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渐渐分为两极,少数发达国家是以牺牲大多数地方和人群(包括自然)的利益为代价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这种剥夺正以更加“文明”、快捷的方式进行)。而且,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原因或许正在于“食洋不化”——虽然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西式教育,但没有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成了“误教”。

我愿意用“发展成功学”来形容今天被西方知识体系所主导的发展话语。今日中国教育界,岂不正是被这些话语充斥着?“它教人吃饭不种地,穿衣不种棉……它教人离开农村往城里跑”,陶行知先生当年的劝诫意犹在耳。如果我们的教育仍然亦步亦趋于工业时代(现在已到了金融时代),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甚至教育也成了“饲料知识”,与其“误教”,会不会少点人上高中,我们反而能有更远的未来?

进一步,造成今日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的,不也正是这种“发展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结果?罗斯高演讲中谈到的让农村母亲回到孩子身边,以解决0-3岁幼儿的IQ问题的愿望,如果不对城市的发展模式——以剥夺农村为代价——进行检讨,母亲们如何回得去?孩子们又如何出得来?如何与母亲一起?

▲ 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19个省的农村做了大样本调查,从青海西部到江浙沪,用10个指标衡量营养健康状况。其中有贫血、寄生虫感染或视力问题的学生,总体占比接近70%。其中贫血27%,寄生虫感染33%,近视20%。而且,相比单亲在家的儿童、父母都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父母都在家的儿童的综合指标最差。农村发展不起来,父母也“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层的”。

▌是“读书无用论”,还是“教育成功学”?

最近在农村,我接触了若干高中或中职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其中一位今年七月份从中职学校毕业后,赋闲在家,与手机为伴,全家都在为他工作的事发愁。另一位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已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四年多,每月可以拿到四千左右的工资,但他爸爸说,每个月还得给他寄钱才行。他爸爸想让孩子回农村,哪怕一分钱不挣,起码不要倒贴钱。孩子也想回去,但一想到回去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后怕不已。

不仅中职或高中毕业生有如此进退不能的窘境,即使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也一样处在窘境中。他们要在城市中左冲右突上下逢迎三十年,可能才有机会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而我们教育所描绘的,正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把这种为适应“发展成功学”需要的教育称为“教育成功学”,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工业时代制造廉价的劳动力。可怜我们的农村,在这种教育成功学的鼓惑下,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孩子们不管是否学业有成,都一股脑儿成为城市产业的后备军,而无法成为农村建设的力量。

前一阵,和一位在植物根系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教授交流,她谈到农民请她去诊断桃树大面积绝收的问题。到了当地,她发现稍有土壤学基础的本科生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当地,没有这么一位学生。教授由是感叹今天的大学教育,为何距离农村那么远。

更可恼的,是大部分农民孩子在最近三十年来,能够进入985、211工程的大学院校的比例正逐年降低,在有些高校,已不足百分之十。其原因正在于教育资源不公平,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的差距可以用天上地下来形容。其结果,就是城市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这种话语权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资源配比。知识于是成为一种权力。看见城市动辄几百上千亿的投资,再对比农民家门口的泥泞,不难想象,当知识进入资本和权力所编织的牢笼,可以有多么虚伪和恶毒。

而我们,芸芸众生,在教育成功学幻化出的斑斓舞池里,仍然畅快地舞动着。

▲ 有人离开农村,也有人深入农村。图为村官秦玥飞(右)和当地村民。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秦玥飞到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基层村官。在2014年1月被选举为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同年发起公益组织“黑土麦田”,后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 © 贾睿 / GQ

生态文明时代的教育观

须知,时代正在发生变化。短短两百余年的工业时代在其带来的诸多难题面前,已经寸步难行,工业时代带来的教育也该反省、变革了。否则,人类将有毁灭之祸。

2012年,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着我们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的步伐已经开启。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也应该驶入新的轨道了。这新的轨道长什么样呢?我试着来抛个砖。

生态文明的一个关键词是“多样性”,这也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教育的关键词。从学校系统、教学内容、师资培养、管理方式到学习形式、学制、招生等等,都应该体现出多样性来。

我在韩国曾参观过一个在农村开办的小型教育共同体,有近五十个初高中生在那里上学,他们的学习内容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等,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参与劳动,刚入学的时候必须在十天里完成徒步250公里,此外还需要在一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生活下来。学习完了,该考大学的去考大学,该参加社会服务的去参加社会服务。未来已不重要,关键是在这些孩子学习的当下,他们可以健全地成长,有尊重劳动的观念,有服务社会的情怀,有脚踏实地的谋生能力。

现在国内也不断涌现出学徒制、在家教育、国学班等各种类型的教育形式,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对此做出回应,鼓励更多样性的存在。如此才符合教育生态系统的要求,否则就只能是“在蔚蓝的教育天空下,只见一片桉树林泛着白光”。

第二个关键在于“乡土性”。我一直有个观点——城市的钢筋水泥里长不出生态之花,生态文明的基础还是要立足广袤的乡土社会。城市取向的教育进程,也是人与土地分离的过程,由于这种分离,人会变得越来越骄傲,甚至失去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和平是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教育可以为和平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其它办法,还是要在根子上找答案——通过教育去恢复人和土地的关系,让人谦卑下来,进而去修复人与人的关系。生态文明时代的教育需要把孩子们带到大自然和田野中去,带入到体力劳动中去。

▲ 公益项目“爷爷奶奶一堂课”让对农业、民俗等文化有着深刻体验的老人进入小学课堂,带领孩子们认识乡土。图为重庆一小学,老爷爷讲“耙是怎么来的、木梯可以用多少年、犁是做什么用的以及生产工具与二十四节气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 爷爷奶奶一堂课

最后是“绝圣弃智”。我现在越来越理解老子当年写下这四个字时的心境了。这个时代,问题丛生的症结之一正是整个教育系统单方面强调智力的重要性。罗斯高在演讲中反复提到智力问题。诚然,由于后天的各种人为因素,一部分人的智力无法得到良好发展,这是很大的罪过,但如果我们的教育只单方面强调智力,则又是更大的罪过了。

须知,人类生命的丰富性中,智力只有二成的比重。当你以十成的资源去满足这二成的需要时,人类生命的丰富性就被打破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个不完整的生命。这不完整的生命,如何能带领人类走出困境呢?

生态文明时代需要一个个鲜活而完整的生命参与其中。这个时代需要完整的生命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智识教育。所以,当农村孩子把脚伸进清澈的小溪时,流水轻柔地滑过孩子的小腿肚;当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院子里剥玉米粒时,玉米棒子在孩子的小手里蹦跳着……同志,请相信,这里有生命的呢喃低语。

*原标题《“无教”与“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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