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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自杀”的社会悲剧

榆林临盆产妇从医院五楼手术室跳楼身亡的事件在网络上被传得沸沸扬扬,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位年轻的产妇带着腹中胎儿跳楼轻生而死,已经是不存在任何疑议的一件事,但产妇因何原因而跳楼却在社会上议论纷纷,实难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有说是因为产妇家属,包括产妇的婆婆、丈夫,他们阻止了产妇的剖腹产诉求;也有说是因为医院没有及时选择剖腹产,造成产妇疼痛难忍,情急之下,坠楼身亡。

整个事件太过特殊,目前也缺乏很多细节过程,但细细考察,这里实际触及到了几层社会关系,比如婆媳、夫妻、医患关系等等。此外,还触及到私人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领域,甚至还有虚拟网络空间领域的加入,它们似乎都在促成事件的发生和发酵,但现在依然是各种无解的观点,莫衷一是,各说各话。

透过这一事件,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中国社会中再难有某一种理想的单独社会关系了。一种多元交织、彼此牵涉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始越来越多的发挥其影响力。如果没有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怀意识,没有脚踏实地探求事实的参与者,这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爆发就可能使社会舆论变成没有方向感的噪杂共鸣,难有秩序可言。

随着人群聚集、新知识融入生活、个性价值观念的新选择……社会事件中往往呈现出多维度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某一社会事件甚至可能触及整个社会的神经。由此,一个看似独立的事件便会把社会中积累的各种旧有的矛盾、冲突、负向情绪激发出来,加上新媒体公共平台的引导,短时间内很容易形成对“该有一种怎样的社会生活”的剧烈争议和不满。

不能否认,上述社会关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婆媳、夫妻、医患关系不是在今天的中国才独有,厚厚的社会学教材也不乏这些关系的成熟理论。但“榆林产妇自杀”一案有其特点——过去几乎没有一起自杀事件可以完全涵盖此案例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又带有一种共性,关乎我们如何看待传统,以及如何使用新知识和新技术。这是一个传统和现代发生价值冲突,进而导致的死亡事件和公共争论。

▌新技术和新知识下的婆媳关系

很显然,今天的社会不会再将孕妇的生育看成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而会对自然生产所带来的痛苦保持一种深度的反思,并寻求各种技术予以避免,人为的剖腹产便其一。

传统上,古代的人却不是这样去想问题的,他们承认顺产的苦痛,试图在文化上对其加以修饰。从美洲亚马逊流域到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社会,都存在产翁制度,即丈夫也参与到帮助生产、伺候月子的事务中。其文化意义很明确,就是让男性也同样体会到女性受到的痛苦。在汉人社会中,则是强调“坐月子”的习俗,以缓解孕妇生产的焦虑。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上并不试图去打破自然规则的润滑。

今天,相信科学的人却不以为然,很多人认为对自然生育的追求不过是一种迷信,认为剖腹产技术可以解决产妇的苦痛,既安全又便捷,却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剖腹产的广泛应用,几乎成为所有孕妇在生育临盆时必须要面对的一种知识选择,要么自然生产,要么剖腹生产。

对产妇而言,这种交给其本人的选择几乎就是两难困境的社会选择——要么接受自然的生产习俗而赢得家庭连带关系的“好媳妇”的赞许,由此而获得她所生活于其中的一种社会支持;要么就是选择剖腹产技术,从而体现出一种现代人的独立选择的价值观念。

传统的声音认为,上一代人不就是这么生育的吗?产妇的母亲、婆婆这一辈人恰好就是这样经历自然的生产痛苦而过来的,她作为新一代产妇又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这种内心世界的挣扎,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一种具体交锋,这种交锋才是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的“文明冲突”,进而会影响到当事人关于生活轨迹的选择。

但可惜的是,在这种交锋之下,所谓传统的育儿教育的知识传递已经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中断,新一代已经不再可能完完全全接受上一代人从传统里传习下来的价值观念。尽管在亲情和称谓上,她们并无选择的可能,但在新的知识这一点上,她们拥有自己独特的自主性。

换言之,对于新知识的创造,新一代有另一种逃避社会关系束缚的选择机会。在这背后,这种选择实际体现了一种现代的对于卫生、洁净、安全的关注,以及对个人身体的关怀,最终则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对于独立个体的关心和爱护。这种现代意识的长期结果便是婆媳关系中本该有的知识传递被医院所替代,即所有人都必须到医院中才能真正生育孩子,而所有的孩子最初来到这世界,睁眼看到的首先是冰冷的病房,而非自己温馨的家园。

由此,家庭中不再可能有真正“说话算数”的权威者、发号施令者或者秩序维持者。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真正能对家庭生活秩序负担起责任的人在成比例地减少。最终局面便是谁也无法真正左右家庭中每一个人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选择、价值观念,家庭的凝聚力成为一种虚幻。

▌医院取代了家庭,契约却取代不了感情

再想一想,转向医患关系就能解决由家庭所转化出的那些矛盾吗?显然,医院理想上试图这样去做,大多数公众也期待医院真的能实现对这份原本属于家庭伦理的社会责任的替代。但实际的医院运行中,却是如坊间做生意一般,变成医患之间的契约合同关系——在自身规避掉尽可能多的风险之后,医生和家庭成员之间构建起来的一次性的、非情感投入的契约关系。医院成为了只管技术的机器工厂,治愈患者的情感却没有在所签订的医患关系的契约合同中。

榆林这个案件的特殊就在于,产妇在手术室决绝一跃之后,似乎医患之间的契约合同关系彻底失效了,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呢?这似乎超出了契约规定的范围,产妇的自杀表面上或许不是医疗事故,但却和医院脱不开干系,它不再是纯粹的医疗事故,转而成为舆论宣泄不满的催化剂。技术问题转化成了社会问题,如果中间缺少作为,社会问题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关涉。

▌谩骂“渣男”就能解决社会问题吗?

最后再说最坚实的夫妻关系。很多人都在质问那位丈夫当时在干什么?不少人相信丈夫站在了自己母亲,也就是产妇的婆婆一边,因此他就是此案的罪魁祸首。但随后这位丈夫后来出来表了态,写了公开信,一股脑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医院的头上。结果公众的愤怒之情并没有因此平息,对女性的关切和对渣男的谩骂成为了网络口水之战的主流声音,但这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

面对舆论的噪杂,人死不能复生,产妇因何绝情地带着自己的亲骨肉纵身跳下,将永远无法从逝者口中得到丝毫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公众的怒气也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新闻事件而移情别恋。但问题是,社会将会这样一直热闹下去,旁观者会越聚越多,真正的社会问题却难以得到实际的解决,因为没有人想真正的自己出来做事情,而把期待都托付给了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但政府能做的却十分有限。

▌“只旁观,不参与”会伤害社会?

这个事件的可能的结果会是导致家庭中婆婆乃至父母的角色变得更加没有发言权,他们在家中的权威迟早会旁落,寒心的父母只能选择沉默和孤独;而庞大的医疗系统会比以前更加谨小慎微,医生逐渐不再真心实意地为患者负责,医患之间签订的契约会尽可能脱离医生的干系,医生变成看机器的人,于是患者等待着毫无人情可言的机器的治疗。

进而言之,因为这一事件的广泛影响,原有的社会规则会遭遇再一次更改,甚至会出现对既有规则彻底推翻的乱局。

此外,孕妇作为女性代表的自我意识的突显,这一事件会使这个群体在未来将自然生育作为可怕的人生想象。尽管不是每个有着临盆剧痛的孕妇都会想到自杀,但很显然,畏惧之心是不可能再去借助传统的以及现代的知识去真正加以排除的。可以预测,社会中每个人对未来生活都会怀有一种焦灼和不信任。

最后,大众又把这一切都推给了被视为无所不能的政府。在这一点,无需指责老百姓的选择,但是公众关注的角度却倒逼着更在乎政绩的政府官员,使其要求医院在管理制度上再来一次收缩型的彻查改革,严加管教医生的种种行为。但却不知,根本的社会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大众终究没有成为撸起袖子干实事的社会参与者,政府的管理也只能使制度的运行走向一种僵死化。

换言之,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如果一个庞大的社会缺少自身治理能力的机制,完全靠输血式的政府管理来生活,当突发事件发生,没有等来及时的政府输血,一个没有成熟的自我维持之术的社会,可能在一瞬间发生分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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