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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能“解救”村落里的单身汉吗?

彭大松,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本文节选自作者新书《村落里的单身汉》

据数据统计,当前中国至少有3000万左右适婚年龄后的男性娶不上老婆,这些可能一生无婚、终老孤寂的单身汉主要集中在贫困农村,或者是偏远农村户籍的单身群体。

无论从社会福利、社会治理还是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讲,农村单身汉都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但这个群体却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化人群。《村落里的单身汉》作者彭大松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长达两年多的田野调查,对农村单身汉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节选部分主要探讨新时期农村单身汉的困境与出路,并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探索和论证。

▌新时代的农村单身汉

在江边村(作者田野调查所在地),“新时代”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借由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而推动的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由此所开创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社会个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日渐显现。二是江边村特有的发展历史,它曾经历过“贫困-辉煌-再度贫困-再度辉煌”的发展阶段。

目前,江边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当地政府试图将其打造成新农村的样板,以便在全省乃至全国树立新农村建设的榜样。这让我有机会在文本写作结束之际,再次审视和思考社会发展之于农村单身汉的生存意义,并讨论在新时期农村单身汉走出生存困境的可能出路。

▲ 2005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图为陕西商洛市商南县的一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非正文所提江边村) © snszw.cn

▌个体化时代的单身汉困境

社会个体化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现实而提出来,用以描绘社会变迁中个体与社会、国家的新型关系。通俗地说,社会个体化是指伴随社会现代化而来的“人的解放”过程。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单元,或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其独立性、实体性以及主体性日渐得到表达,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晰。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权利的承载者,“个体的解放”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社会个体化特征也在逐渐显现。西欧社会所出现的社会个体化特征,在中国社会也都能找到踪迹。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主要特征是“流动性”和“脱嵌”。

所谓的“流动性”指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流动性,二是身体的流动性。这已经构成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脱嵌”与吉登斯所说的意义相同,即个体逐渐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集体主义观念和家庭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然而,中国社会个体化并非现代性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在国家和市场多方力量作用下呈现的一种“压缩式现代化”。其缺乏西方社会个体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个体化与西方社会个体化有所不同。

例如,在西欧社会,“脱嵌”主要是由于社会群体不再界定个人身份而发生转变,个体从以前的社会范畴中脱离出来,通过各种制度机制,例如教育、职业或生活方式来重塑自我。

在中国社会,“脱嵌”主要表现在解放政治领域,即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日常政治。农村社会个体化的结果往往造成了 “无功德的个人”和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以年轻一代的择偶和结婚为例,他们的择偶观和结婚态度与其父辈有较大的不同,他们从父母那里夺取了择偶的决策权,但真正建立婚姻时又依赖父母和家庭的经济帮助。有多个案例反映了父母对于子女婚姻提供了重要帮助。那些没有父母的子女,在婚姻上往往陷入困境。

▲ 2013年,凤凰网曾做过“7个农村单身汉”的图片专题,其中一位35岁名为“黑娃”的男子在村里帮着修房子干活,从早上6点干到到晚上7点,每天能赚100元。他的母亲、弟弟先后因故去世,父亲精神方面有障碍,为了照顾父亲,他没有办法外出打工。 © ifeng.com

农村社会个体化对单身汉又意味着什么?

尽管同处于个体化时代,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朝着个体化方向迈进,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农村单身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大部分人不能完全摆脱对家庭的依赖。特别是在婚姻上,他们由于可能在人际交往、教育资本、职业选择以及赚钱能力上存在欠缺,择偶不得不依赖家庭以及由家庭延伸开来的亲属网络。在婚姻日渐自主、流动性加剧和婚姻市场外扩的情况下,借助父母和亲属网络会接触到可能的结婚对象,但最终的婚姻是否达成仍然是由个体决定。

小敏就是个体化的典型代表,为了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毅然选择离家逃婚,致使一段原本可能的婚姻成为泡影。站在传统社会的立场看,小敏的行为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而小敏父母之所以包办小敏的婚姻,是因为他们站在家庭的立场去考虑婚姻的意义。小敏父亲没生男孩,父母想让小敏留在家中招婿,延续香火。却未曾料到小敏竟采取强硬的逃婚策略,抗拒父母为她决定的婚姻。

站在当下,我们完全能理解小敏的行为,一些村里的年轻人甚至以小敏的抗婚为榜样。但事发那年,小敏的行为被村里长辈们视为“大逆不道”,因为她为了一己之私,公然违背家庭,挑衅了“父权”。在现代社会,婚姻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家庭化而不是个人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变得更加私人化。子女似乎在婚姻中享有了更多的决策权。这一现实得以生成既是“个体”抗争的结果,也有父母妥协的成分。小敏的父亲虽然在小敏逃婚多年以后才算原谅了她,但最终还是承认当初逼婚行为的“鲁莽”。

如果将子女重新“掌控”婚姻主动权看成农村社会个体化的一种表现,那么它对农村单身汉的婚姻而言则意味着更少的婚姻机会和更糟糕的择偶前景。

如果在传统社会,小敏可能会遵照父母之命,答应这桩婚事,也就没有了其丈夫后来打光棍的事实。这一假设似乎表明,个体化的崛起对于自身条件不佳、需要依托传统“婚媒”才能找到对象的单身汉而言,未必是好事。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单身汉失婚归结到社会个体化上来,但农村社会个体化的确让单身汉的婚姻机会大大降低。

当然,农村社会个体化的影响远远不止如此,在个体化时代,家庭或集体的价值观也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的利益和个人利益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与此相伴随的是家庭重心向横向夫妻关系转移,大家庭利益向小家庭利益转向。在单身汉“脱单”策略中有举家合作模式,但在个体化社会,随着父母权威的下降,为了个体利益,兄弟之间很难达成合作,因此举家合作模式虽然在过去是贫困家庭摆脱单身的一个有效策略,但在今天因利益个体分化而失效。

▲ 安徽合肥以北,很多村庄男子娶妻困难,只能从远乡“买”妻,79岁的陈奶奶有三个儿子,老二和老三全部是在云南“买”的媳妇,后来老二的媳妇生了孩子后还跑了。全家只有老大娶了一个媳妇。图为老人在家门口晒太阳。 © 网易看客

正如阎云翔在比较“社会个体化”中国模式和西欧模式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个体化给人们带来了向上流动的机遇、努力拼搏的勇气,但同时带来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个体化有可能导致个人的极端功利主义心理和社会信任的下降、对亲情的淡薄和责任与义务的失衡。

例如,对父母只取不予,在父母年轻的时候向父母索取经济支持,在父母年迈的时候却推卸养老责任。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在单身汉的兄弟姐妹中同样得到了证实。单身汉任新建得到政府的资助,导致了其嫂子一家人的嫉妒。兄嫂作为家庭成员不仅不给单身汉兄弟提供帮助,而且还到处造谣中伤他。无独有偶,单身汉卢之龙在兄长去世后,被侄子赶出家门。实际上,卢之龙在年轻的时候对家庭的贡献非常之大,用一身的劳力换得侄子的求学机会,但年老以后侄子拒绝给他养老,导致他晚年生活异常凄凉。

这些个案似乎都表明农村社会个体化中的“去传统化”倾向对单身汉的婚姻机会和生存都构成一定的障碍。简而言之,中国社会个体化缺乏相应基础和保障,一些人在追求个体价值的时候陷入了极端功利主义的窠臼,导致权责失衡。而像单身汉这样的弱势群体因没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仍然需要依赖家庭、社区的帮助才能获得安全感。而家庭和社区的保护功能因个体化时代的到来而大大降低,这无疑是农村单身汉深陷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农村建设与单身汉的生活机会

江边村2007年成为新农村改革的试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这让我有幸在调查期间观察到新农村建设中村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启发我思考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单身汉的生活机会问题。

毋庸讳言,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目标是明确的: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村民富裕并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民民主素质教育,搞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引导农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搞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精神生活;加强公共事业投入,建立和健全医疗保障体制。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是在国家推动下的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然而,在这项工程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过于追求“面子”,导致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迷失,从而使得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之一是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人口在家门口就业问题。企业进驻真能提高村民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吗?

在江边村,有两家规模不大的电子加工厂进驻,我的一个被访对象任新建也在其中一个电子厂做工,这使得我有机会对江边村的电子加工厂进行了解。所谓的电子厂实际只是一个电子元件焊接加工点。每天都有一些40岁上下的妇女在一个不足50平方米的车间里忙着焊接各种电子元件,任新建是里面唯一的男工。在我几次到访电子厂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年轻的女性。

从任新建那里我们得知,在电子厂上班工资极低,焊接一个元件仅2分钱,而一个熟练工从焊接到完成最少需要25秒的时间,这样算下来,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任新建说自己要不是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他也不会到这里干活。而到这里干活的妇女,都是一些因各种原因不能外出打工的妇女。

“有的人和我一样,因为身体不好,只能做一些不累的手头活儿,有些人则是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在孩子上学期间,挣点钱补贴家用。”好几位妇女在被问及她们为何到这里上班时,她们的回答除了“离家近”以外,最多的还是“现在没有农活干,闲着也是闲着,能挣几块钱也好补贴家用”。

任新建说,自己挣的钱只够每个月买盐,平时主要靠到离家近的另外一个村落(未进行新农村试点)帮工挣些钱维持家用。我在电子厂观察到的情况与在村民家中访谈的情况大体相同。一些条件好些的家庭妇女,宁愿在家闲着也不愿意去电子厂做工。

一位在家照看未满周岁婴儿的妇女接受访谈时表示,自己原本也打算去那里上班,不仅离家近,还可以中途回家给孩子喂奶,后来听说干一天才挣十几块,就不愿意去了。她算了一笔账,生孩子前她是缝纫工,一个月至少能挣3500元,只干一个月就能把在这里干大半年的钱挣回来。这也是电子厂招不到年轻女工的原因。

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年富力强的村民还是宁愿背井离乡,到离家更远却有更高工资的地方去务工。这与我在村里所看到的景象是吻合的:新建的村居外表亮丽,却犹如一座空城,了无生气。除了工地忙碌的工人外,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老人和儿童。

新农村建设中引进的加工厂和种植企业是否能解决那些劳动能力不足的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至少在我调查期间,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村中引入企业能解决这些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

老杨是个单身汉也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在土地租给政府以后,自己就找村长希望到蔬菜种植园去干干农活,结果被告知他需要学会新的种植技术和新仪器的使用,通过考核后才可以去干活。无奈,老杨只得放弃了,生平第一次走出了村子,到外面去谋生。

类似个案并非少数,许多单身汉在土地出租后,不得不外出务工,因为土地的租金并不足以维持长久的生计。二久和他母亲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在土地被承租以后,家里连自留地都没给留,什么都要用钱买,“实在吃不消”。好在没过多久后他们在离家几里外的一块空地上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了点蔬菜,这样好歹也能节省一点。

在土地出租以后,面临这样困境的多数是贫困家庭、老人、单身汉等。他们没有能力挣更多的钱,生活基本是靠出租土地得来的那点租金来维持。在物价上涨时期,他们总是感觉到一些不安。

于是,一些有院落的农民,把原先打算做花池的地方临时改为种菜的菜地,没有院落的农民则像二久家一样,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开辟一块尚未被开发的土地种上蔬菜,以节省生活开支。那些原先就在外务工的家庭,将从土地出租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对这些家庭而言,外出务工挣的钱远远高于在家务农所获得的收益,在土地集体出租以前,他们的土地要么任其荒废,要么低价租给愿意种地的人去耕种。现在土地由政府承租,不仅提高了租金,而且不用再为此操心,可以一门心思地专注于务工,可谓一举两得。

两相比较之下,我们发现在江边村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做法,将使经济基础好的家庭获益,而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不仅没有预期的收入增加,相反他们会因为“失去”土地(这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和焦虑心理。

▲ 2017年,头条号作者“行走乡间”回到湖北老家,发现“现在的农村老家,早已不是小时候破旧瓦房、泥泞道路的落后形象,如今的村庄正朝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迈进,农村建设面貌焕然一新。” © 行走相间

▌一个村干部眼中的单身汉未来图景

农村单身汉有出路吗?在研究行将结束之际,这个研究之初就一直困扰我的念头再度“跳”了出来。带着这个问题,我再一次访谈了现任村长老赵,准确地说我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启示。然而,老赵极为乐观,对此也充满信心,下面的文字摘自对老赵的访谈。

江边村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几年发展很快,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贫困户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逐渐摆脱了贫困。村里还专门为像单身汉这样的低收入人群统一建了新房,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他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好……你所看到的单身汉,是过去贫穷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我们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能说上媳妇儿,江边村以后将不会再有青年打光棍的问题了…以后村里还将规划一个养老院,满足村里孤寡老人养老需求……

这尽管是村长的个人见解,却也代表了中国农村大部分村干部对农村单身汉问题的普遍理解和看法。在我接触到的村干部中,也多次听到类似的观点。作为基层干部,此一观点不仅无不妥之处,相反还能显示出一个基层领导的能力和政绩。

但作为研究者则需要对此仔细分析、甄别与思考。我认为村长老赵的观点隐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将单身汉的存在归结为贫困所致,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外部条件的改善;二是对现存单身汉的问题主张通过物质的满足予以消除。

简言之,这一观点表明物质的富足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不仅可以减少农村单身汉,而且对现存单身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具有抑制作用。如果我们仅基于江边村局部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也许有一定道理。因为农民家庭收入得到提高,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本地姑娘外嫁将大大减少,而且会吸引外地姑娘的嫁入。

此外,通过村落的硬件建设(修马路、建新居等)改善村落的生存环境,个人收入的提高也能在一定程度增强其在择偶中的竞争力。但若我们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待农村单身汉问题,却并非如此。

▲ “新农村建设”后,很多乡村都修起了楼房和水泥路。

农村单身汉存在的原因很多,但一个本质原因在于男女两性适婚人数的失衡,这并非外在物质条件改善所能解决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改善了江边村村民的生活条件,缓解了当地男青年的结婚压力,但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潜在的3000万光棍依然存在,一个光棍村消失了,另一个光棍村必将取而代之。江边村的物质环境得到了改善,比江边村条件差的村落将承受婚姻挤压的风险,进而可能成为下一个光棍村。

通过物质条件的改善是否能消除单身汉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答案并非完全肯定的。因为单身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贫困,更多的可能来自精神世界的“贫困”——因没能建立家庭而带来的社会联系匮乏、情感联系缺失、性极度压抑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健康心理和越轨行为问题等。换言之,物质匮乏不是单身汉问题的全部,精神的缺失才是问题的关键,寄希望于通过物质的富足来消除单身汉问题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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