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南都观察 > 李小云:“精准扶贫”的挑战在哪里?

李小云:“精准扶贫”的挑战在哪里?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南都观察特约顾问

参与扶贫实践二十多年,我慢慢发现,不同地区、民族的人对福利、幸福等概念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城里人会觉得偏远地区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起来的,破破烂烂,没有窗户也没有区隔,看起来完全不能居住。但是当地人还是照旧过着自己的日子,没觉得哪里有问题。

当“现代生活”和贫困地区相遇时,贫困地区的居民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收入不能应付现代生活的支出。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会占不小的比例。有的地区还有酒文化、彩礼文化,看起来都是刚性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什么变化。

我现在在云南边疆的河边村做扶贫,在那里又实践了近三年。这个村子很偏远,大多数房子没有窗户。但是想在这里发展旅游业,就需要有一些现代化的设施,要有窗户、淋浴……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村民的家中嵌入一间有现代化设施的客房。既让公共资源投入到村庄建设,也增加农民创收的途径。我们销售当地的生态鸡蛋,10元一个,价格很高,但也有市场。

基于多年来的扶贫经验,我想分享几个观点。

▲ 李小云(左)与河边村村民交流。河边村的优势在于全方位的气候资源、热带雨林景观,附近还有望天树景区。基于这些判断,李小云认为河边村可以发展成高端会议经济旅游小镇,房子盖好之后,前来旅游、开会的人可以住在瑶族人家的客房里,与他们一起生活,形成“嵌入式”居住,让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度的提高。 @ 南风窗

▌扶贫的挑战在于区域性贫困,而非个人贫困

首先是贫困人群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扶贫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于深度性贫困的地区和人群。请注意,问题不在于个体,而在于贫困的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里面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这其实不属于贫困问题。个体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他可能是因为懒惰或疾病,但他所在的群体整个富裕起来了,帮扶他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

但是对区域性贫困的治理就很难。也许是因为地区差异、文化差异,贫困的村庄里,劳动力走不出去,也没有资源被引进来,基本上维持在一种前现代的状态。这些地区普遍达不到现代化的福利标准。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扶贫,但可能不需要那样大规模的投入。随着经济发展和转型,有的问题会慢慢被解决。比如有的村子里有几户人很穷,那个村子就可以把他们带动起来,不用调动那么多的资源去帮扶。我最近到四川等贫困地区调查,更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今后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应该在于深度性贫困的地区和人群,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不是懒惰,也不是观念、思想等的落后,而是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现代伦理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他们还把握不了市场的基本准则,或是当地资源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用,被迫陷入贫困。

针对这个问题,需要优先解决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代际传递涉及两个群体——儿童、父母。儿童是最容易被影响的群体,如果解决好了学前营养、学前教育,在他们后续的成长中逐渐培养起与现代伦理相适应的观念,就能帮他们赶上发展的快车。

其次还要给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输血。水、电、道路……一旦完善了,会帮贫困人口减少时间、精力的消耗。在河边村,我们改善了一条8公里的土路,现在当地的甘蔗能卖出去了,交通事故也变少了。基础设施带来的放大效应,要远远大于修建基础设施本身的成本。

还有就是要依托当地优势提高居民收入,而不仅仅靠财政转移支付(如补贴等)、等着社会福利的改善。在河边村,我们给村民的房子里嵌入了客房,再长租短租给游客,最多的村民一年可以增收9000多元。所以每个人都很积极。我认为在绝对贫困的地区做产业扶贫,带来的收入必须足够高,才能带动当地人的积极性。

▲ 河边村新建的屋舍和道路。 © 李小云

▌把现代化的理念嵌入乡村发展

我还想专门说一下前面提到的“嵌入式”客房。

早在四十年前,贫富差距很小,经济系数才0.2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开,虽然整个经济发展能产生非常好的减贫效应,但是有的群体不太能捕获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体上被落到了后边。

对于这样的群体,一个办法是通过社会福利来养活他们,村里家家户户都盖好房子,让每个劳动力都拿到不低的补贴,实行完全的福利化。但这样可能会出现道德性风险、社会病,例如有的地方有了钱以后,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病态性的消费。

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一种相对更“先进”的文化去影响他们。这也是我自己面临的文化伦理挑战。作为一个发展学的研究者,我常常会想,怎样才能让一个贫困的群体和现代化衔接上,捕获一种共性的基本要素。因为文化是有差异的,比如有人觉得喝酒抽烟不好,有的文化则认为喝酒抽烟才是一种品质生活。但超越这些文化的细节,应该是有一种共通的东西,既能让一个群体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又能跟上现代化。

刚去河边村,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空间,我们慢慢往村子里伸入一些外来的东西,但是不完全覆盖,所以是嵌入式的。它最初就是一个客房,有卫生间、淋浴、热水。这可能也会有问题,也是一种“冲突”,但我们并非要把村庄全变成这样——只是一个小的空间,水龙头和城市里的一样,水大一点、热一点……

实际上是农民的空间包围了外来的空间。我们用有限的后现代文化和存在感去与村庄里的前现代文化交流,这个难度很大,我还不能说它是成功的。就这样,我们把贫困陷阱理论、现代性转型等概念放到实践中去,非常小心。我是一个社会学家,非常理解他们的文化和文化敏感性、社会情感。

▲ 90年代前后,凉山地区的发展基本已经和内地及全国的发展脱节。剩余劳动力增加,面向这些地区的招工减少甚至绝迹,相应地便是各类社会问题丛生,毒品问题正是这个时期最为猖獗。有研究者认为,没有工作、没有新型收入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必然是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 © 凤凰知道

我现在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到一线沉下心来做实践、研究。刚才有人提问,说“帮助他人能不能实现自我的意义”,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只是作为学者,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沉下去会更好。做这些事情,既是因为热爱,更多的是基于职业的伦理。

河边村现在已经和市场化接轨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谁家先接待来的客人,客源如何分布,以公司还是合作社的形式运营,村民自营还是外包。这些都不能回避现代化伦理、思想和技能。

▌河边村的建设是多方努力的成果

虽然我常常站出来为河边村说话,但河边村的建设是以政府资源为主体的。中国的发展资源和发展权利掌握在政府手里,作为学者和NGO从业者,我的定位很清楚——补充性资源。

作为补充性资源,我们长期驻守在村子里,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工作。有的地区的精准扶贫很注重形式,把工作分成很多个流程,各个部分都要干部签字确认,都要考评。但是中国有60多万的社会组织,很多机构的使命就包括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守护社会公正。在扶贫工作中,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性,可以做很多。河边村背后有很多公益机构的支持,他们把我推到一线做这个实验,现在只是跨出了一小步。但无论成功失败,都有它的意义。我现在50多岁,十年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价值。

河边村的实践展示了政府、高校、民间组织如何形成了一种正向推动的模式,我们在其中起到了辅助作用。

▲ 5月13日,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来到河边村的扶贫点考察工作。 © cau.edu.cn

▌真正原生态的,一定是产量低的

(在沙龙现场,有从事农业生鲜经营的观众提问:“在农业大公司的垄断下,真正原生态的农产品很难找到,即使有,在第一年合作后,农民第二年就可能偷偷施用化肥农药。如何才能应对这一困境?”)

真正生态有机的农产品一定产量低的,一定要有足够的价格补偿激励。优质的农产品产量低,所以价格一定要很贵,农民才有动力去生产。比如有机大米,不用杀虫剂的话,需要耗费特别大的人力,可能一亩才能产出200斤。所以生产一亩有机大米的收入,一定要高出普通大米亩均收入很多,农户才有动力去种植。

此外还可以定产定量,只收购固定产量的农产品,多了的不要。这样的话,农户就没有了作假的动力。同时,生态农产品都打好标记,可以直接追溯到生产农户,对他们进行监督。

另外还可以采取合作社的形式,相互之间有监督。比如10户人组成一组,种植100亩大米,根据生态种植的效果预估总产量,多了不收购。农户之间对农产品的识别更容易,也能形成相互监督。

(有观众提问:“有一种扶贫理念非常强调贫困人群作为主体参与扶贫生产,于是涉及两个问题——愿不愿意参与、有没有能力参与。有的地方,外来资源一直在大力扶持当地的发展,比如提供资金帮助当地建设家庭旅馆、种植养殖,但是当地人受本土文化、个人水平的限制,不愿意做为主体参与其中,反而用钱去抽烟喝酒。您认为贫困人群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各方面应该怎么努力?”)

现在有一种概念,叫亲贫性旅游(Pro Poor Tourism,一种通过发展旅游业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的形式),其核心是以当地农户为主导,使农户成为这类旅游链条里的主体。我认为农民的收益应该在这种经济中占60%以上,而不是收益的大头被旅行公司拿去。关键在于定价权,比如一间客房,农户必须拿到多少钱。河边村之所以能发展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都还在,有人打扫卫生、洗被子。

那些没有劳动力的深度性贫困村庄就不适合用这种形式,只能做资产经营,把全部资产打包出去,改成现代性酒店,接受分红。如果被外来资本买断承包,农民就可能失去主体地位。

▲ 以农民为主体的“河边发展工作队”参与村民新房互助建设、景观路建设。 © 李小云

*本文为李小云在南都观察和文化纵横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如何应对‘新贫困’时代?”沙龙上的分享,由南都观察整理,经李小云确认。

推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