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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出行不是“不符实际”,而是理所应当

望星,残障人士,残障权利倡导者,长期关注残障平等权利领域

前段时间,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残障考生在网上发文,请求学校提供一间“陋宿”,让自己和母亲居住,以顺利完成学业。清华大学很快致信该考生,并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一事件也再次引发公众对残障教育的热议。

残障教育的关键在于平等教育权的实现,平等教育权的关键在于无障碍支持。有人不解,“学校已经提供了一些支持,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一而再的提出‘不符实际’的要求呢?”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前方有沟壑的时候,人们会铺上木板架上桥,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有人呼吁完善无障碍设施,保障残障人士出行的时候,为什么有人甚至会反对呢?无障碍设施就是残障人士的木板和桥,那些看似日常的、普通的阻碍,就是沟壑。

“如果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下,你能看见我每天所经历的障碍吗?你看,这些都是我每天要面对的。”

而且,或是因为年老、或是因为受伤,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每个人也都有可能遭遇阻碍,成为需要支持的那一个。

作者寻访了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五位残障学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考试和升学的障碍基本消除后,那些仍然牵绊残障学生获得平等教育权更深层次问题在哪里?我们该如何为残障学生提供校园无障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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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学习是因为要考上那个有电梯的学校

沈矫情:天津市某高中高二在校学生,脑瘫导致多重障碍,轮椅人士

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我一直挺着身躯每天爬上爬下,以至于学习中,我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想要考上四十七中。因为就我但是所了解的,全北辰区只有四十七中有电梯(直梯)。但是由于压力太大,也因为中考的时候“合理便利”[1]没有申请成功,所以落了榜。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自己肢体和听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一度想放弃上学。

[1]“‘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显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学校应该配备必要的无障碍设施,提供“合理便利”的支持。

但是万幸,落榜的我被告知另一所中学也有电梯,虽然是运饭的货梯,但也能勉强使用。不过学校的无障碍信息并未公开,我并不知道哪里有轮椅可以走的斜坡、哪里有可以用的电梯。

入学后,我在今年的学业水平考试中,遇到一个摔伤了腿的女学生,她和我一起申请独立考场。考试完毕后,我们谈天,才知道她因为摔伤了腿,而教室在高的楼层,学校又没有电梯,已经停课半个学期。

中国校园的无障碍,并不能让人满意。高考已经为残障学生开通了合理便利支持,而相应的中小学学校和高等学校,并没有敞开胸怀,做好准备,配备相应设施让残障学生进入校园。残障学生面临择校而学,成绩坏的没有出路。虽然学校为我提供了一些简陋的设备,但是校园中的障碍使我总是需要求助同学,不能自理的现状也会让我在其他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没有学上,抬不起头,这样的残疾人教育现状下,我们能有几个张海迪?又有几个魏祥苗子被贫瘠的无障碍土壤渴得枯死,不能发芽?

▲ 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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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选课,我首要考虑都是上课教室楼层的高低

小鱼:杭州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因脑神经损伤导致下肢障碍,双拐人士

我是浙江某高校大二的学生,使用双拐行走。虽然能走台阶,可这对我而言是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我想说一下上学过程中因无障碍设施不完善而对我造成的影响。学校的新校区是2007年修建的,几乎没有无障碍设施。除了一栋18层楼的宿舍有电梯外,其余宿舍均没有电梯。我刚入学时被分到了六楼,经过与辅导员的沟通,我被调到了一楼。但其实还是得爬一层楼。因为调整,我不得不和其他专业的大三学生一起住。

我对教学楼的无障碍设施也是失望至极。十几栋教学楼,只有三四栋有电梯。因为每栋楼的一楼都是车库,去一楼乘电梯还是需要爬一层楼的台阶。每次到了选课的时候,其他人都是首先考虑授课老师好不好,时间对不对得上,而我首先考虑的是楼层高低。有时候我不得不选其他低楼层班级的课,一个人去上课。还有些课程,所有时间和任课老师都在高楼层,我就得爬楼了。

因为拄双拐的关系,我得一只手拿着两个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楼梯慢慢的上楼。如果是四五层的教室,我得在中途休息一下再往上层走,每次上完楼后都气喘吁吁的,像是跑了一场长跑。学校的厕所也完全没有无障碍可言,全部都是蹲位,而且去蹲间也得上一大级台阶。

这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遇到的困难,想象一下,如果是一名轮椅使用者呢?他该怎么在学校里生存呢?解决办法恐怕只有请专人陪着背着上学吃饭上厕所回寝室了,这个人还得体力好能够承受残障学生的体重。

一次我在学校里做《联合国残疾人公约》的报告,说到无障碍的时候,我问现场所有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使用轮椅的残障学生想来听这场报告,他怎么来这间报告厅?”在场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如同一扇大门,把残障人士和学校分隔开来。不是每个有残障子女的家庭,都能如魏祥母子那般坚持,许多有残障子女的家庭放弃了求学之路,实质上是一种被迫式的主动放弃。

▲ 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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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在大学里找到新的生活规划

小齐,2017年陕西西安高考生,脑瘫人士,高考获得延长考试时间的合理便利

我是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学习,兴奋之余还是有些担心。

在我几年求学生涯里,总结了各种生活规划。比如人流量大的时候尽量不去上厕所、寻找足够的支撑物爬楼梯、寻找可以避免排队的就餐场所……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经验,再加以科学规划,这些问题在高中校园及附近半径1公里就能解决。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大学校园距离远,人流量大,楼梯高等问题都直接制约着我的生活。我高中的做法将不再适用,所以我的内心迫切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建造必要无障碍设施,以满足和我一样的残障学生的需要。

▲ 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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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应该关注学习的校园里,我要为“根本不算是问题的问题”害怕

Ivory,脊柱裂导致下肢残障,南京某大学毕业,回家乡工作,目前准备考研中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灌输“一定要加倍努力,才能和普通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才有出路”的观念,因为我是个身体有残障的学生。我甚至没有怀疑过这个观念,所以就努力啊努力啊,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一定要比普通同学爬得高一点,才能和他们欣赏一样的风景。

很庆幸,在这样的挣扎和心理博弈中,我坚持住了,和大家上了一样的学校,坐在一样的教室。可面对的挑战呢?是成绩吗?不,在只应该关注学习的校园里,我要为“根本不算是问题的问题”害怕——我怕下课的十分钟,因为要跑到一楼的操场上厕所,然后再爬回五楼;我怕教学楼前的楼梯没有扶手……我怕的,都是大家不曾在意的。

如今我已经毕业,离开大学步入职场,我更期待着高校以及社会对无障碍设施的完善。今年我在准备考研,希望我只需要为专业考虑而不是我在学校里的出行问题;我希望更多的学弟学妹不会因为无障碍问题放弃自己喜欢的学校;我更希望这一切并不只是希望……

▲ 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

  

与前20年的自己相比,生活中除了学业吃喝,还要多一份无障碍出行的考虑

小睿:天津某高校在读大学生,大学期间车祸导致脊髓损伤引起下肢残障,需要使用轮椅

作为一个后天脊髓损伤15个月,与轮椅长期为伴的学生来说,与前20年的自己相比,生活中除了学业吃喝,还要多一份无障碍出行的考虑。

在一场意外的事故之后,全家的生活轨迹都被改变,我们发疯般地寻找好医院,希望我能早点能康复站起来。但是没办法,对于仓促抢救的我来说,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碰到的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完全型的脊髓损伤。脊髓损伤需要救治的最佳时机很短,错过就难以挽回。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脊髓损伤的休克期过去,反射没有恢复,意味着可能被判”死刑”——长年与轮椅为伴。

我也曾经惶惶不可终日,抱怨为什么这次是我,是什么毁了我原本的生活,是那个那天让我留下来的人吗?是那些“可恶的”临床医院的医生吗?还是上帝故意给我的劫难?

在康复医院经过几个月的康复训练,我双腿的可能萎缩得到了及时遏制。从否定自己到再次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我最终决定复学返校。 

回学校后,我做了很多尝试。

高楼层的教室上不去,就去学校的“有关部门”。最先收到的回复却是,“你是第一个这样上学的学生,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情况……别着急”。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最后终于在朋友、辅导员、热心的学校领导等人的帮忙下解决了排课选课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在配置了无障碍设施的教学楼或低楼层上课。

无障碍厕所被清洁工具塞满了,就告诉楼管叔叔,“我需要用,麻烦您了,挪一下工具的位置”。无障碍坡道的侧门有时被锁着,那还是麻烦楼管叔叔,也别忘了致谢。有空了就继续给学校提建议。

这些是具体实施的方法,但是,我认为首先要端正心态,目前的情况下,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我只是希望我的努力,能给下一个考入学校的用轮椅的学生带来一些更多的便利。

▲ 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

  

伴随2015年普通高考向残障学生的全面开放,以及2017年生效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确立的义务教育阶段残障学生入学零拒绝原则,会有越来越多的残障学生走进各级各类学校。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再需要面对如魏祥一样的困难,我们不会因为感到求助无门而只能通过媒体来寻求帮助,我们的家人不会因为我们无法在校园内独立生活而被迫放弃工作来陪读,我们求学的梦想更不会因为环境的障碍而过早地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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