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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漂、港人、新移民,夹缝中的异乡人

六月中旬,香港闷热潮湿。我一趟一趟地把行李从唐楼顶层搬到楼下,盘算着一趟车就把所有家当搬至新租的公寓。搬完家,办理好入职手续,真正意义上的“港漂”生活也就开始了。

一年前这个时候,我跟着Google地图,弯弯绕绕走过好多个坡道才找到预先在网上租好的唐楼单间。房间大概5平米,租金却要4000港币左右,但跟同学们租的房子比,我这还算是“捡到了宝”。

新租的公寓是在香港岛的电梯房,大小和原来差不多,房租却一下子跃到6000港币。

在香港生活,要面对的第一大挑战就是高房价,无论港漂还是香港本地人。美国顾问公司Demographia公布的《全球楼价负担能力调查》显示,香港连续7年蝉联全球最难负担城市。对于一般“港漂”而言,买楼基本无望,蜗居才是常态。

高昂的居住成本,对于因家人团聚而移民香港的人来说,更是扛在肩头的一副重担。去年操作“香港新移民”选题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位相对处于基层的内地移民。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劏房”几乎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无法承载近800万的人口,所以房屋问题一直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房东们会把房子分隔成三间甚至四间,然后再单独出租。这就是劏房,类似于内地所说的房中房。

▲ 劏房家庭。© Xaume Olleros / 端传媒

这种分割出来的房子面积一般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几平米,但一个月的房租却仍然高达3000-5000港币。大部分劏房没办法通风,几家人共用一个狭小的出口。有些业主甚至将用作火灾逃生的后楼梯也“充分利用”,一旦发生火灾,租户将会面临逃生无门的境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劏房的做法就开始蔓延。到现在,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繁华背后,劏房已经成为一种羞于提及的常态。全香港大约有20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水平较低的新移民。

前年嫁到香港的红姐一家三口就住在一间12平米的劏房里,厕所、厨房、卧室全都挤在一起。红姐在家的时候都会在门口的地下放一小截木块,用来抵住门,“这样敞开一点还能透透气啊,散散油烟啊。”房间里没有窗户,如果不开条小缝根本没法通风。

像我这样在香港读书或工作的“港漂”来说,高昂的住房成本虽然是一股不小的经济压力,但真正让我感觉漂泊异乡的,是内地和香港日渐激化的矛盾。

自九十年代起,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矛盾也就愈加剧烈。近几年来,整个香港社会更是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中。而我们,这些南下至此的“港漂”则成为了夹缝之中的异乡人。

有时候,我是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城市的某些价值观念,对于香港人对历史宿命和未决前途的迷茫也能感同身受。

▲ 香港夜市与市民生活。 © eastasy.com

1959年,比利时与中国混血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挤于强敌狗咬狗骨之争斗中,只有寸土之香港竟能与之共存,原因令人困惑费解,但香港成功了,就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 自此开始,这句话变成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一句 Slogan。 

从日据时代到英国殖民再到后来的民主回归,香港人从未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各方势力博弈之下,香港人于空隙之中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当他们为了自身的权益走上街头,又或是这个城市的前途展开抗争时,我会有一种莫名的触动。

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敬佩,或者二者都有。以至于,我这个刚刚开始“港漂”生活的内地人会在特首选举前夜一宿无眠,也会在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际逐篇地翻看相关的评论报道。当我与香港人共享某种情绪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那一刻我会在某种意义上认定自己是一个“香港人”。

同样的,香港这座移民城市的居民也需要用某种公情绪找回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近几年,这种认同感的建立多来自于对大陆化的抵制,甚至于对内地人的排斥。

“蝗虫论”、“赶走水货客”等言论相信大家已听过很多。当我试图站在港人的角度去理解时,我发觉面对现在内地与香港在经济政治上的各种交融和撕裂,香港人处于一种绝望与迷茫的状态。他们只能在抵制来自内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试图重新界定身份认同。

▲ 在上水站(经此再转东铁线经罗湖,可返回内地)出口排队的消费者,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大大小小的货物。 © 圍棋一級 / wikipedia.org

对我这样的内地学生来说,身边接触的绝大多数是同样来自内地的同学,并没有像媒体形容的那样感受到明显的社会歧视。而对于那些通过“优才计划”来港工作的精英来说,这就更不是问题。

在这种撕裂的关系中,像红姐那样的新移民家庭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原本就不轻松的生活因为这些社会舆论压力而变得更加艰难。

港媒中的新移民家庭形象,总是与好吃懒做、依赖社会援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们俨然成了社会包袱、资源侵占者、Mr. Trouble。反内地孕妇来港生子、反内地人到港抢购奶粉、认为内地人是来抢占香港资源的“蝗虫”……这些极端的言论让新移民感到很痛苦甚至是愤怒。

“很多人觉得我是为了拿香港身份才和香港人结婚的,真的不是啊!”红姐常常会被误会是为了拿香港身份才嫁给现在的老公。找工作的时候,她也常常觉得自己因为内地人的身份或是语言问题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关于现在这种矛盾的局面,有些香港人接受不了一些复杂的经济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的说法,就片面地将矛头指向新移民,在对立中加强自我认同感。更可怕的是有些独立派会利用这种排外的情绪来论证自己的立场。”香港关注基层住屋署的组织干事何智聪试图去剖析这种撕裂现状背后的社会情绪。

▲ 香港的“棺材房”,一种大小只够躺卧在里面的居所,无法站立,睡在里头人就像躺在棺材里。 © Xaume Olleros / 端传媒

我并没有体会过红姐所经历的那种歧视,但身处在这种撕裂的社会氛围下,某些言论不可避免地让我倍感飘零,让我意识到哪怕自己再怎样认同这个城市的价值,终究只是一个局外人。愈加强烈的对立,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的最前线。

如今,“香港人”这个标签正处于政治风眼。在一次次的冲突和对立中,它被再三定义和划界,一些人被容纳、一些人被推开,到最后甚至连很多香港人都丢失了自己的身份。

当我这样的群体从内地漂来香港的时候,很多港人也源源不断地漂往别处。有些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有些人是迫于高昂的生活成本,也有些人是企图逃避绝望而未知的未来。

从历史上来看,“用脚投票”似乎成为了香港人的一种本能。以往的香港人称自己为“世界仔”,追随着机会四处漂泊,到哪里都能适应。而现在,对于很多“政治冷感”的人来说,这块不大的“香港地”确实是一个“借来之地”,来来去去只为好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作为“港漂”的我与港人有着强烈的共鸣。无论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这一刻我们都是无法从某地获取归属感的异乡人。

去年七月,红姐以新来港人士的身份拿到了香港身份证,只要待满七年,她就能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香港人。

今年是香港回归第二十年,有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感叹:当初为了追求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而来到香港,在这个城市度过了最为珍贵的青春时光。然而在即将拿到身份的第六年,香港的街头飘满了小红旗。这数年光阴两端所连接的,似乎是两个日趋相同的社会。

▲ 6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阅兵上。 © REUTERS

另一个朋友曾因参与一些集体行动而对香港产生过强烈的认同,但一段时间的欧洲交换经历让她得以抽离开来重新审视这个城市。当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便不再从身份认同上去在乎“香港人”这个标签了。“在这里待熟了,如果拿七天旅游签回来会不习惯”,这便是她拿永居的理由。至于身份,以“世界公民”自居的她早已接受“漂泊”这一生活常态。

而即将开始真正的“港漂”生活的我,才刚刚感受到个人与城市命运的共振。我不确定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也不清楚香港的未来会是怎样,至少现在我尚愿意扛起所居之处的重量。

尽管,此处只是借来的居所。

文章原题为“借来的生活”,作者王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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