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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脸”的时代,年轻人反而更自由了?

又到一年新人求职季,见了不少朝气蓬勃(也常常野心勃勃)的职场新人。这几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们的技能、愿景或薪资要求,而是某种与自信结合在一起的自我形象。

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意识到,和2000左右毕业的大学生相比,新的年轻一代在初涉职场后能更快进入角色,有些实习生已然像个成熟的白领了,不像我们那时,许多人甚至在工作一两年后都还保留着浓重的学生气。

▲ 2015年的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中,赵丽颖饰演一名实习生,有娱乐媒体称,“虽然是新晋的职场菜鸟,不过赵丽颖的着装打扮却青春靓丽,可以成为新入职场白领提供很好的穿衣典范。”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他们更注重个人外在的形象,女生们聚在一起讨论的常常是“颜值”和“美美美”。

“看脸”两字似乎已经从调侃变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同事也笑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些面试官也看脸呀,新人怎么能不注意点形象?”

也许在2000年之前度过自己中学时光的人,多多少少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四周没有人谈论外表,说的都是“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心灵”,所谓“心灵美才是真的美”,那是一种有着禁欲主义倾向的贬抑外表的时代。

1984年生的小说家邓安庆有次和我说,他甚至觉得那时“都到了很刻意回避的程度,讲别人家小孩都不提‘好看不好看’,会有意略过外表。”结果现在,他写小说也想不起来写人物外表,会被问为什么全篇一个外貌描写都没有。

▲ 1980年代,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用相机记录了温柔纯真的中国童年,并出版影集《你好小朋友》。 © 秋山亮

确实是这样,那时人们普遍觉得,表扬孩子要赞许其品质,而不应去夸外貌;男生如果赞美一个女孩子漂亮,甚至会被恚怒地回骂一句“流氓!”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得好看似乎没多大意义。我是直到上大学之后,才终于承认,女孩子长得美确实不无好处;毕业进入职场后,在那些毫无顾忌地谈论男色的女同事影响下,又迟迟意识到,原来男性长得帅也比我原先以为的更有利。

在我早先接受的教育里,偏重外貌固然受鄙视,而男人如果关注自我形象,那就更显得与男性气质格格不入了。但在社会日渐富裕化之后,随着消费主义和城市新风尚的兴起,社会意识逐渐发生了变化。

大体在2000年之后,时尚杂志、空前丰富的商品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广告一起,推动中国城市形成新的潮流人群。审美不再如以前那样以传统的朴素干净、或前卫先锋为美,而塑造出了一种运用商品和消费潮流来理性管控自我形象的群体。他们是广告画面中最受欢迎的形象,自信、明朗,是一个懂得利用时尚来使自己焕发新形象、并由此获得社会赞许和成功的中产者。

▲ 商场童装区域的布置和广告。 © PanterAQ

就这样,他们重新界定了社会上对“成功人士”形象的看法,暗示时尚物品对这身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准入装备,更有助于他们迈向新的成功。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接受了一些新的生存法则——仪态、形象对在社会中向上攀升十分重要;必要的化妆是职业精神的体现,是对他人的尊重,甚至还是家庭关系完满的保障;各种男性护肤品的出现,又使“型男”一词成为必要,为了鼓励消费而重塑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声望。

所有这些,都诱使人卸下了最后的心理负担,不必为过分注重外貌而心怀负疚感。这个历程对于之前那种清教主义的道德观来说,无疑也有几分“解放”的感觉。

回头看刚过去的二三十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中潜存的一个重大意识变迁——人们对欲望越来越不加掩饰,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出来,理所当然。正如Bryan S. Turner在《身体与社会》中所说的,消费主义要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格类型:“新的生活方式体现为慎重的享乐主义伦理,新的人格类型体现为自恋的人”,在此,身份认同成了“外部表演中所体现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摄像功能的手机的普及,可能对这一原先被压抑的自恋情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明显作用。“自拍”(selfie)一词在英语中据说出现于2002年,到2013年被评选为英国牛津字典的年度风云单词,其使用频率是上一年的170倍。

▲ 2016年夏,上海外滩用自拍杆自拍的游客。 © 上海休闲时光

在中国,如其它事物一样,这一进程被压缩在更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完成。手机自拍的潮流始于2011年,那一年iPhone4爆火,微信诞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乐于自拍,并在社交软件上分享自我形象

这一点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摄影原本就是一种“具有众多自恋式用途”的工具,而修图软件又使人们越加重视自我的视觉形象。两年前,我惊讶地得知,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女同事手机里竟装了15款美颜app。正是在这种风潮下,“颜值”一词自2014年底起开始充斥于网络媒体。

近几年来,也许是因为传统文化根基更浅的一代人开始进入主流话语,且伴随着网络语言对全社会的渗透力加强,这种“看脸”的意识有时以一种更直白(有时甚至是粗鄙)的方式表露出来。

起初往往都是戏谑性质的,不管是知乎阅读达人陈章鱼的那句“人丑就要多读书”,还是贾玲所说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原本都是自我调侃的玩笑,分明带着几分不正经;不过流传既广,时间久了,俨然成了被默认的主流意识,在某些语境下甚至变成了公然的歧视。我有一次甚至看到一家小店外墙的花盆上方贴着一句“你丑你偷花”,“丑”作为诅咒语看来已经起到了与以往那种“偷花死全家”相似的震慑作用。

这不仅是对以往那种关注“心灵美”的观念的反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也像是一次开倒车——人们放弃了以往的道德约束和政治正确性,公然认可外貌歧视或“颜值即正义”,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社会庸俗化和浅薄化的征兆。

说实话,早些年看到女同事们整天谈论“美美的”,我也不免腹诽“怎么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不过,现在我也意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这变化可能也不坏。不仅是因为这种调侃本身未必那么当真,两种价值观并不一定矛盾(“看脸”的一代也未必就忽视“心灵美”),而且这本身意味着对原先那种紧身衣式的道德观的解放,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展现。

这与近年来所谓“自恋”的现象恐怕也是一体相成——正由于个人主义逐渐确立,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才开始空前关注自我形象,而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发现自己、肯定自己、突出自身形象,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 新世纪后,青年亚文化日渐兴起,不同群体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图为西南地区2016年的一场“说唱公演”,台上为组合海尔兄弟和上过央视《中国好歌曲》的谢帝。 © CDC说唱会馆

如果说以往传统价值观底下的中国人,往往都是在为他人活着,那么现在年轻的一代则是“为自己的人”,即便女生也没有“女为悦己者容”的包袱,也不需要那种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他们就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别人。自己,是他们花心思最多、也最喜欢的人。

虽然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也许只是阶段性的症结,何况这种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的趋势不会就此停止。一个理想的社会,理应当是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力,这势必也会让社会整体上变得更美好。相比起以前几辈人那种总是为了父母、配偶、子女而活着,直到晚年才有机会发现自我的人生,也许应该祝贺年轻的一代那么早就有这样的觉醒。“看脸”仅仅是这种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表征,并不值得为此而过度反应,也许未来会证明,他们只是做了父辈们没有机会做的事。

原标题《看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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