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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的庆幸——衡中学生对于衡中模式的思考

今年的高考刚过去不久,我想起自己的两次高考经历以及母校衡中,多少有些感慨。

我高中就读于衡水中学。第一年高考被山大录取。与我平时的成绩相比,这个结果可以说不错了。但当时满脑子都是“成大事者必上清北”、“不上清北,誓不罢休”的念头,加上第一年考得不错,自信心爆棚,便欣然回衡中复读。家人和班主任也曾劝阻,无奈拗不过我。结果第二年考得很糟,比第一年还低几分。现如今我快要大学毕业了,对衡中、高考等事情也有一些思考。

我出生在衡水市下属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衡水本地人,但户口不在衡水市区。中考时,我以县第五的成绩考入衡中,由于不是前两名,交了三万元的学费(三年)。对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三万元不是小数目,但父亲很高兴儿子能“跳过龙门”。

衡中实际上是面向全省招生(最主要的生源还是来自衡水本地),但如果有衡水市区户口,进入衡中的中考成绩要求便就不会那么苛刻。可以说,衡中招走了全市乃至全省中考成绩最优秀的一批学生,这确实不利于其他学校的发展。随着衡中新校区的启用,衡中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优秀生聚集效应恐怕会越来越强。

▲ 3月26日,平湖衡中举行揭牌仪式,随后质疑和争议纷至沓来。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衡水中学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典型,它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 © thepaper.cn

我对衡中的感情比较复杂,但是现在谈到衡中,最大的感受是庆幸。

当年中考时,成绩比我差的(全县前五名之后的考生),就算交钱也去不了衡中。因此,其他的成绩较好的同学去了衡水二中或衡水其他还不错的高中。大多数人只能去县属高中乃至技校。如果留在县里上高中,一年只有几十个人能过一本线。

我庆幸自己考上了衡中,有机会接受优质的高中教育,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则大部分去了二、三本学校,专科学校,有的甚至在高中毕业后直接进了社会。

衡中改变我的命运了吗?

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变了。我至少不用去流水线工厂或者工地之类的地方,毕业后也有机会找到一份较为体面的类似都市白领的工作。虽然工资可能并不会多高,但至少稳定有保障。不过,衡中对我命运的改变估计也就这些了,而我中学及以前的大多数同学则连这样的改变也很难实现。

能进衡中的人,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十分苛刻的选拔。也就是说,衡中注定只能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而衡中聚集的不仅有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还有优秀教师、财力、名声等资源,衡中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衡中模式的推广又在加剧这一聚集。不仅衡中,一系列高中航母的出现无疑会加剧教育资源的集中,这种集中必然会导致弱势学校资源的相对匮乏。

衡中这类重点中学壮大的同时,也伴随着普通高中的衰落。衡中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可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命运。这种改变背后是非重点高中学生的隐性牺牲。

其实衡中内部也存在一种资源集中机制。对于教师、班级的评价,占最大比重的还是优秀生的成绩。而对于毕业班教师的评价,最重要的还是考上清北港校学生的数量。如果哪个班出了状元,那这个班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更是与有荣焉,相应的也会得到更多的奖励。

▲ 衡水中学的一个班级在跑操,有学生手里拿着复习资料。 © Owuawb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衡中的高考成绩确实是衡中老师和同学们十分刻苦地争取来的。衡中的老师更是辛苦,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一届届地换,老师却只能一直连轴转。我这里谈的只是机制,于母校和恩师并无恶意。

现如今,高校扩招,高考录取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0-2014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从375万人增至939万人,增长约2.5倍。全国高校录取人数从220.61万人增至697万人,增长约3.1倍。十五年间录取人数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0.7%,录取率由原来的59%提高到了74.33%。高考录取率是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12.3倍。考上大学早已谈不上什么改变命运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考改变命运,实际上是指考上重点大学乃至清北港校。那衡中又是哪些人考上了清北港校呢?我并没有进行数据收集分析,但衡中四年的学习生活,我感觉衡中学生来自城市的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家庭背景也多是中产阶层以及更好一些的(平时学习生活中可以感觉到一些,放假返校的时候尤其明显)。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也有一部分,但绝对不会占太大比例。而且我的衡中同学中最终考上清北港校这样顶尖高校的也多是家庭背景较好的。

高考的衡量标准是分数,但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分数高的人不一定是最刻苦的。考出高分也需要一定的综合素质,而这种综合素质和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社会学研究显示,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会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这在衡中同样适用。

衡中如此,那社会整体状况如何呢?

前几年“寒门难出贵子”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关注,顶尖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逐渐走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时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 对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学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间,占总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增加定向招生数额;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东部高校定向招收中西部考生。这些措施确实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问题的根源。来自农村或者底层的学生之所以考不上好大学,是因为身边优质教育资源的缺失,教育资源的丰富与否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每个学生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更是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教育不公平是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这种结果会随着教育不公平进一步巩固。

我们很难把高考单纯当做一种选拔考试来讨论,因为它承载了社会太多关于公平的期望。也因此,我们在讨论高中教育问题时,很难单纯讨论教育技术问题,比如:衡中模式是否是素质教育?是否有益于学生全面健康发展?让衡水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去办素质教育,多少有一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衡水不是北京,衡中也不是人大附。

衡中模式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中产阶层的逆袭。这个落后地区既可以说是衡水,也可以说是河北。而其他地区对于衡中模式的引进,一定程度上也是想复制这种逆袭。素质教育自然需要教育技术、教育模式的进步,但脱离教育公平,单纯讨论素质教育最后只能是屠龙之术。

教育关联着社会公平、阶层流动乃至社会稳定。高考是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验,也是教育公平状况的年度报告。人们希望高考承担起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与社会公平的重任,但现实是,高考只改变了文革后首先参加高考的那两代人的命运。而这两代人命运的改变更多得是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具有普适性。现如今的高考尽管仍是社会最公平的竞争之一,但也越来越成为社会阶层自我复制的工具。

名校少寒门,职专无贵族。即使如此,人们仍然没放弃对高考的热望,因为每个家庭都想搭上这辆阶层晋升的末班车。衡中模式被追捧正是社会对于阶层分化加重的反弹。社会上升通道越是狭窄,人们对于这为数不多通道的期望就越是强烈。也许当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彻底完成,高考真的再也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人们对于高考的执念才会渐渐放下。衡中模式也才会真正淡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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