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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是你考上了大学?关于高考的五个事实

差不多八年前,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高考不仅是一种以个人能力为本位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分配机制,不仅关系到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也关系到社会的阶层划分和流动。

对高考的关心也是对社会公正的关注,但是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大学生明明越来越多,依然有很多人认为高考并不公平?

▌农村人正在变少,农村学生还增加了?

温家宝1960年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58%。到2008年,这一比例已升至约47%。

又8年之后的2016,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人口继续增长的背景下,乡村常住人口降至5.9亿人,较上一年减少1373万人。

理想状态下,大学里的城乡人口比例应该和全国的同类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对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学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间,占总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改变开始于1998年底,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不仅提出了“双创”(创建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还指出要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彼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76%(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时仅为1.56%),到2015年,已达40%,在校生规模3700万人。

大学扩招在总量上带来了更多的入学名额。看起来似乎也是这样,湖北是高考大省,根据该省高招办的统计,2002-2007六年间,提前批次录取的农村生源从33%提高到了57%,专科考生中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了62%。

对比四川高校的城乡学生比例,专科院校的城乡学生入学机会差距也一直处于缩小的态势,到2010年时几乎实现了机会对等(王伟宜,2013)。早至2005年,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一个课题组也发现,农村生源确实因为扩招而增加了,但是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可是又为什么连农业大学的农村学生都变少了?

不公平感主要来自重点高校。

2011年秋,从湖北农村到中国农业大学入学的新生小李发现,班上30多个人,只有不到10个人来自农村。连农业大学也把农村学生抛弃了吗?

1999-2001年间,中国农大的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是到2011年,这一比例首次跌破三成,仅为28.26%。

在排头的清华北大,这一比例更低。1952-2002年(除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来自城市的学生比例一直处于绝对优势,高于70%(梁晨,2012)。另外有研究发现,1978-1998年间的北京大学,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还集中于20-30%之间,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下降并保持在10-15%之间(刘云杉,2009)。

▲ 学者梁晨等人曾研究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分析得出两高校的生源比例。其中北京大学城市学生比例一直处于绝对优势。

清华大学2010级的一次抽样调查也显示,当年该校农村生源仅占总人数的17%(王斯敏,2011)。而当年高考考场里,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至少还有一些农村学生进了重点大学,看似终于在人生的赛跑中赶上一程。

但是距离还在。对比北京大学2004-2009年1.6万名本科生四年的成绩与省份来源,整体来看,优秀学生多集中在沿海或者经济发达省份,如浙津闽沪粤苏鲁京。因为经济积累、基础教育设施、家庭背景及家庭参与教育,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成果更好,并且会将教育优势从初等教育保持到本科教育(邓溪瑶,2014)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曾于2007年在全国高校开展新生调查。经样本分析,实际入学比例远大于理论比例的阶层有国家行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业主、专业技术人员,而个体户、农民的子女入学比例则远低于理论比例。其中来自国家行政领导干部这一阶层的新生占全体新生的8.5%,这一阶层则只占全国人口的2.3%(赵叶珠,2011)。

纽约大学教授Michael Hout曾提出“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的假设,指出只有当上层阶层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基于阶层出生的优势比才会下降,否则不平等将继续维持和扩大。

高等教育不单称普通高等教育,还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因为性质有异,社会各阶层有各自的取向偏好:更偏向地位取向的本科教育会使优势阶层扩大他们的相对优势,在更偏向生存取向的成人高教领域,则在大学扩招使中下层群体积累更多必要的技能。

“大学无用论”的盛行也源于此,倾全家之力再咬牙坚持四年甚至更久?习得某个傍身的职业技能尽早投入社会?都是整个家族的和年轻人之间的权衡。

▌高考面前也许还没有人人平等,但至少男女平等了

作为选拔机制,毋庸置疑的是,高考整体上的程序正义带来了男女平等。

通过分析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至少在高考这个角度,男性与女性的差距随着时代缩小了 (蔡超,2012) 。另外通过2007年的全国高校新生调查和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性别比,学者发现,尽管实际人口中女性比例低于男性,但高校入学的男女比例中,女生达到了51.2%,“显著多于男生”(赵叶珠,2011)。

虽然在统一高考中女生占优势,但是在自主招生中男生的比例又变得略高于女生。

▌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自主招生更不公平

2003年,经过两年试点,教育部正式启动自主招生改革,希望能通过自主招生的试验来改革高考过程中的“应试教育”、“唯分数论”弊病。到2016年底,自主招生已经扩展到了95所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招生规模逐渐扩大。

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的部属高校在招生时理应关注区域公平,但是通过分析五所东部重点大学(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研究者发现自主招生名额在不同区域间的投放不平衡,东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多,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少,个别省份甚至为零(李雄鹰,2017)。

“公平”和“效率”一直伴随着针对高考的争议。稍作判断可以看出,高考更着重于在统一的试题和分数线下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自主招生则更在乎“综合”、“特别”。

南方周末曾报道清华大学2010级的陈美诗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的一道题——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陈美诗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对比北京大学2005-2009年共5届分别通过“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录取的一万余名本科生,研究者发现,“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远低于本就很低的“普通高考”这一渠道。

5年中,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约有16.4%为农村户籍,自主招生平均仅为5.4%。对比同时期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统一高考和自主招生都远未达到城乡均衡,且在自主招生中的失衡更为严峻。此外,该校自主招生中还存本地生源较多的问题,录取比例平均比普通高考还高4%左右,达到20.4%(黄晓婷,2015)

甚至该校管理者也意识到,自主招生的题目和考核类型对于农村学生更困难。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南方周末查阅北大招生办的资料,发现最近五年(2007-2011)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为什么农村学生这么少?因为甚至还在义务教育阶段,他们就退出了关于高考的竞争。“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曾在贫困农村地区就学生入学问题开展了8次大规模的调查,追踪了近2.5万个学生。结果显示,2013年,贫困农村地区37%的人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而城市学生基本超过90%。

▲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调查发现,差距在高中之前就出现了。初一入学的时候100名学生,到初三的时候69人,其中23人没有再上高中,读到高三的就只剩下37人。

我们在高考这几天看到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有的人甚至没有能看到河流。

▌谁最不可能考上大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还是和父母一起留守在农村的孩子?

1998年底开启的大学扩招,既赶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验收期,也赶上了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既带来了辐射宽广的各种利好,也引起了喧嚣不止的争议。

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正在向60%迈进,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却还在影响着随迁子女的教育。直到2012年,才终于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这份由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意见》指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主要原则是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流动,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

《意见》发出后,各省市相继推出了具体的地方政策,其中人口输出地和高考大省制定的条件都比较宽松,比如江西省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职业、住所等都未做要求,外省籍的学生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之后便可就地参加高考,享受与江西籍考生相同的招生录取政策。山东则求外省籍学生具备山东省高中段学校学籍,并有完整的学习经历。

人口流入地的条件则严格许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一直都在慎重考虑、稳妥推进,依然专注于治理开墙打洞等关乎民生的事务,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要求也极为严苛。

比随迁子女还艰难的,是依然留在农村的学生。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发现,在贫困地区,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孩子,营养、智力等指标整体上最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层的。”

在贫困的农村,屋舍凋敝,教育资源极其匮乏。留下来的,只有37%能在千辛万苦之后高中毕业,对比城市那傲人的90%。

也许有人会说,“‘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了,如果将政策倾斜给农村学生,定额降分录取,且不说如何继续保证程序正义,他们和真刀真枪由分数线录取的学生都不在同一个水平,高校怎么开展课程?”

是,机会、过程、结果,它们的公正与否各有侧重,是保证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还是保证中考、高考制度的透明公正?还是在最后通过各种支持“计划”来确保固定群体的录取比例?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既保证基础资源的公平合理布局,也确保录取流程的透明公正,因为这样,就无所谓谁“窃取”谁的教育资源、谁“侵占”谁的录取机会了。

我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还要挤破头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是在这过程中,也许得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样偏远的地区,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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