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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之后的九年,民间救灾的成长之路

767.12亿元,这是汶川地震发生近一年后,民政部公布的汶川地震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的总和(其中捐款659.96亿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107.16亿元)。而2008年全年,中国慈善捐赠金额首次破千亿,2008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万分热情”和“经验不足”

9年前的5月,四川,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成千上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紧急救援、物资发放、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心理援救、卫生防疫、儿童教育……灾区聚集了各个救灾领域的机构和个人。

地震的第二天,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10家较大的社会组织,向全国发出抗震救灾倡议书。同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57家社会组织发表了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据不完全统计,有3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到一线救援工作中。这些以一腔热血奔赴灾区的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有力支持了紧急救灾工作。

也有因为缺乏经验、专业性不足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低效。四川省和成都市红十字会的仓库因为捐赠物资太多而出现爆棚场景,一名负责人当时说,“飞机场积压了大量货物,火车站也有40车皮,我们的仓库已经满了。”极重灾区北川震前人口约16万,却收到棉被超过22万床。

19日,都江堰虹口乡的村民段容走8小时山路,到市区给1岁的侄儿寻找奶粉而不得;从北京来的志愿者郑鹤红彼时正经过都江堰,带着一车纸尿裤和奶粉继续开往震中映秀;而在道路刚被抢通的映秀,绝大多数灾民已经通过水路或空中救援撤离。最终,郑鹤红和同伴拉着几乎原封不动的物资回到成都。

23日,也在成都红十字会,仓库里的志愿者们发现从山东和河南运来的馕和烧饼将要变质,有人建议按照要求把物资运到政府的救灾物资仓库,有人反对说,“政府的仓库已经堆满物资,再运过去只能坏掉”。仅85公里外的极重灾区彭州龙门山镇,各路运来的衣物在露天的泥巴空地上堆积成山,小孩子在上面翻滚玩耍。

再回到18日,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厅,“爱的奉献”赈灾晚会正在进行,三名从北川灾区来的高中生站上舞台,哭着讲述自己的受灾经历,“叔叔阿姨你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吗?5楼高的学校一瞬间就变成了二三米的土堆,里面还有一些血肉模糊的手和脚”。这场晚会为灾区募得15.14亿元,也被批评者认为对受灾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 2013年5月12日,一家人在北川地震遗址前烧火纸祭奠逝去的亲人。 © Feng Li / Getty Images

经历了真实的灾后世界,看到灾民的需求和自身的不足,一些社会组织开始反思自己的定位、责任和服务能力。民间组织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哪些是政府擅长的,哪些更适合民间行动?讨论从未停止,一批组织的定位日益细分。

▌从汶川到雅安,公益组织蜕变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地震,众多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更为专业的帮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和彼此,迅速展开了优势互补的合作。

地震1小时内,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四川及周边救援队便陆续集结完成,出发前往灾区搜救、转运伤员。同时,壹基金联合救灾的合作组织也同步展开第二阶段灾后安置工作,从四川、陕西和贵州的备灾仓库起运帐篷和生活物资,并为灾区儿童提供安置场所“儿童服务站”。

地震发生近2小时,成都近10家公益组织迅速集结开会,集中讨论组织救援工作。当天中午,“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便基本整合完毕。

远在杭州的户外应急救援队别名“公羊队”,地震当天,十数名救援队员分成三个车队,带着一个搜救犬队,满载专业救援及通讯装备奔往雅安灾区。在“公羊队”论坛的帖子中,开篇即用红字写道:“公羊队所有队伍及个人,未经准许,禁止前往救援现场”。在雅安救灾中,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在前期交通管制下获发通行证,深入震中抢险的民间组织。

▲ 2017年4月17日,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茅坪镇突发山体滑坡,公羊队队员从杭州前往救援。图为其成员正在使用仪器现场侦测。 © 看点

22日,30家公益机构举行第二次信息分享会,进行灾区前方信息的分享。同时,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乐康关爱生命发展中心等机构分别着手准备对灾区群众和前线返回人员的心理救助和疏导。

8天内,多个合作组织相继出现,他们内部设立工作站,协调各方信息和资源,共同为灾区提供服务。地震第10天,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立,致力于促进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在防灾、减灾、救灾、重建中的沟通、交流,搭建合作与协同的灾害应对平台。

社会的捐助也在向民间公益组织慢慢倾斜,截至2016年3月31日,壹基金收到芦山地震捐款约3.86亿元,累计支出资金2.29亿元,联合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先后开展了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此后,在鲁甸地震救援、尼泊尔西藏地震救援中,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不断成熟,并协助民政部救灾司、国家减灾中心联合举行《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培训班》、《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协作研讨会》和《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桌面演练》。

之前常被忽视的需求也慢慢被重视起来。“在地震发生后,根据救灾工作经验,灾区的卫生问题与妇女的特别需求是容易被忽视的盲点。……妇女相比男人,有卫生巾的特别需求。我们在光明村4社发放洗衣粉、卫生巾等卫生用品都发出名了。以往发放救灾物资,妇女基本是跟着家里的男人来领取物资,而这次发放卫生巾等用品,有些妇女挤到搬运物资的队伍中间来,主动卸货。针对儿童的清洁需要,我们也给他们派发香皂、花露水、牙刷等个人清洁用品。” 壹基金公共参与中心总监姚遥在回忆鲁甸地震救援行动时说。

▲ 2014年8月6日,鲁甸县龙头山镇磨槽湾社翠平村,灾民们坐在自建的帐篷外等待救援人员。 © 中国财富

民间救灾从汶川地震时的爱心涌动,到雅安地震后的共识萌生,到鲁甸救灾时的联合尝试,再到协助政府开展桌面演练,一路探索尝试,逐渐成长。

▌善款流向更加公开透明

9年前的汶川地震,民间爱心汹涌,社会纷纷解囊相助,但因为科学调配公开机制尚不完善,争议时常发生。汶川地震后,在四川慈善总会的公示中,使用方向多为“成都市灾民生活安置”、“应急阶段赈灾物资购置”,而如何安置灾民,采买了什么物资,花了多少钱,均没有公开。四年后,北川灾区的救灾物资四年未开封被爆出,甚至有过期口罩、卫生巾,当地民政部门都不知情。

反观一些境外机构,比如香港乐施会,汶川地震第二天就派人赶到成都开展救援,在最后的工作报告总结中,乐施会列出了每个项目援助的原因、实施手段、投入资金、合作伙伴、项目成果。

这样公开透明的运作也渐渐被内地的公益机构所学习。尤其是2013年之后,网络捐赠大幅增长,公众的捐赠也更趋理性,公益机构的资金和项目运作透明与否,往往能决定一个机构的生死。除了主动披露信息外,来自公众、媒体、政府甚至其他机构的监督也在塑造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慈善环境。

以“培育良性、透明的公益文化”为使命的基金会中心网通过发布各基金会的透明指数,监督其信息公开,还曾在雅安地震三周年时回顾各公益组织的救灾捐款使用,公开善款流向和使用情况。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在开展灾后重建项目时,也非常重视前期需求调研和后期效果评估。

▲ 基金会中心网曾制作《雅安地震三周年回顾》,数说公益组织关键数据。更多内容可见 http://t.cn/RaSJ2K1

▌不仅救灾,更要防灾减灾

在雅安地震来袭的前几天,曾经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还在筹划向乡村教师和志愿者发放“灾害教育盒子”的项目,其创始人安猪说,“我们希望让乡村的学生掌握更多灾害防治知识,比如设计逃生路线等等。”

汶川地震,催生了专注于防灾减灾教育的组织——平安星防灾教育中心。其秘书中刘国强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发现更适合民间高效参与的未必是救灾,而是灾前的工作。到雅安地震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基金会和政府也愿意支持,但有专业能力的机构非常少。

刘国强曾在2015年的第四届中日NGO论坛上说:“与此不匹配的是,能做防灾减灾的专业机构非常少,两三年前屈指可数。现在机构多了起来。但是我们在思考,现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效吗,真的有科学性吗?……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做防灾减灾的项目,我们得不到在技术上的支持。”刘国强期待,能有更多专家重视防灾减灾的技术和教育。

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在这一论坛上表示,日本在这一领域起步早,方法技术先进,值得中国机学习和交流。

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瑞森德联合发布了《中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中,做好基本防灾准备的不到4%。此后,扶贫基金会持续开展“向灾害SAY NO”全国减防灾社区公益活动。

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11日,扶贫基金会又发布了《中国小学生减灾教育现状基础调研报告》,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儿童有必要学习预防自然灾害的知识,但家长和老师对如何有效开展安全教育却不甚了解。扶贫基金会将联合多方力量,加强对学校和社区减灾教育支持,组织专家团队编写《中国小学生减灾教育指南》。

9年,2008-2017,从民间自发救灾,到专业联合救灾,再到重视防灾减灾,面对自然灾害,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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