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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辱母者”何以被广泛关注?

罗东,社会学硕士,个人公众号“东瓜摊子”,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刺辱母者”不太具备引起广泛关注的要素

 

连日来,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可能都已被“刺辱母者”的报道和评论刷屏,但如果回到事件本身,它却算不上特殊。研究基层治理的学者,早已看到类似事件长期以来都在冲击和困扰着地方社会。即便只是到热门或名人微博评论下面,所能见到的基层“举报”和“诉求”不公遭遇、审判也不一而足,更令人震惊的也有。

催款者杜志浩等人的“黑社会”身份、涉嫌“渎职”的地方警察,这些都是权益诉求事件中的常见情形;苏银霞的企业家身份也不符合“弱者”身份,知识精英认同“所有人在暴力或权力面前都是弱者”,但民众在情感上却不这样认为,在实际的日常政治生活中,经济和职业上更符合“弱者”身份的人才更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

然而,“刺辱母者”何以还是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不管是说让城市中产阶级看到了陌生的残酷,还是说触发了基层的共鸣,都面临一个疑问:在民众心中到底是什么磨平了企业家苏银霞及其儿子于欢,跟真正处于边缘的“弱者”的差异?答案不是“所有人在暴力或权力面前都是弱者”,也不是权利和尊严面前所有人都需要保护。不是说不认同这种说法,而是所有的类似事件都毫无例外关乎尊严和权利。

将这些身份差异在民众心中磨平的,不是“黑势力”司空见惯的暴力,也不是一些地方执法一直存在的问题,而是标题中简练而刺眼的“辱母”。母亲被人侮辱,所有儿女都不可能接受,没有人不本能地起来反抗。“如果是我母亲受到这样的侮辱,我毫不犹豫会杀死他!”类似的说法才是民众的共情点。

从《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中看,是包括“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在内的侮辱,但更大的、在微博上被讨论更多的侮辱,却是那一句“极端手段”,究竟何为“极端手段”,文中因措辞上的顾虑没有说。但这样的描述,是如何民众明白的?是来自色情、暴力的视频或文字的想象吗?是微博上的记者聊天信息吗?

在权益诉求中,当事人怎样描写和表达女性身体和性,不是现在才有的议题,所涉及的性观念、措辞、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当事人的生活智慧,乃至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但如果理解不了这些,就难以理解我们在日常网络生活中所见到的一些权益诉求,比如现在的“刺辱母者”。

 

“性话语”的挣扎和力量

 

故事得首先回到2013年。那一年,微博刚走向了滑坡,公共讨论的氛围渐弱,即便抛开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因素,单就微博用户而言,都有了明显的疲惫,不像更早些年那样热衷于转发、评论和支持“诉求”“维权”等微博内容了。

那一段时间,更确切地说,是当年的上半年,我天天都在刷看微博,目的是搜集本科毕业论文的材料。源于此,我见证、感受过微博在公共讨论上的变化。

然而,在公共讨论滑坡的情形下,却仍有一种权益诉求的微博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他们的诉求倒不特别,每天成百上千的诉求是常态,但这些微博都在关键位置——比如前十个字、“【】”或配图——使用了非常刺眼的女性身体或性描写。即便当事人受到了不止一种侵害,但这些描写都被置于最醒目的位置。

这一现象直接成了我2013年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成文的《“性话语”是弱者的又一件武器:中国大陆微博语境中的权益表达与诉求研究》刊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秋冬卷第33-67页)。

研究女性和两性关系的前辈李银河回忆她的学生时代,大致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性话题是禁忌的时期,懂得越多,知识越丰富,越“反动”,也越是被同学边缘化。但经过了二三十年是,到2013年的情形已大不一样了,围绕性的讨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不谈性反而被认为是“装清纯”或“扮闷骚”,这意味着可敞开心扉谈了,但又不是很自由,而仍受到一些传统的禁忌和情面制约。

有了点自由,但又非彻底,这种“既张又收”的环境使得权益诉求的当事人,可以把那些关于身体和性的描述、图片和想象作为一种表达策略。我选择用“性话语”来表述它,说成“话语”是因其具有引起关注和传播的能力。

在这些案例中,直接当事人都遭遇到了一些身体或性上的侵害,比如在拆迁中胸部被抓,但到微博上来发布权益诉求的,既可能是当事人自身,也可能是亲人,或委托在校大学生。他们在140字微博正文中使用了许多技巧和智慧,比如将最刺眼的词汇置于最前端,有的同时用“【】”等符号表示强调,这些词汇包括了“猥亵”、“女厕”、“阴部”、“扒光”、“下身”和“幼女”等。如果有现场照片,或当事人刺眼的照片,也可能贴出来。这些微博正文下面,也有长微博,比如将遭遇经历整理长篇文字生成图片。与此同时,也的确有些夸大事实或撒谎的内容。

身体或性的描述,是现在许多知识精英正在诉求的表达自由“没有什么秘密不能说的”。但现实的问题不在此,而在于,在2013年乃至当下,这些描述都是人性最敏感的部分,所激发的想象和好奇心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满足,尽管传统的社会风俗式微,但也一直都在限制描述、展示和讨论。

这意味着,诉求的当事人不得不鼓起勇气、放弃所谓的情面,继而才可能挑战世俗的禁忌。我搜集的案例中,就有一位父亲给女儿要回生前的权利,使用“美女大学生”和“性虐”这样的词来描述自己的女儿。其中的挣扎唯有他知。但他明白,这样描述才可能引起一些关注。 

他们同时具有生活中的政治智慧,以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比如在微博诉求中从不将问题指向国家机关,即便提,也只是非常具体的地方职能部门或官员;不使用微博运营商屏蔽的词;同时@国家机关请愿,缓解“对抗”的政治压力;如果他们得到了线下官方媒体的报道,便意味着诉求获得了正当性;如果他们猜测身体或性的描写风险太大,也常用一些隐晦的词,而将“性话语”抛给转发者的想象上。

但事实上,在转发者那里,“性”首先可能是一个噱头才吸引了他们的关注。他们的微博主页中所转发的权益诉求内容,实则少之又少,即便跟身体或性不相干的诉求,也被主观臆断猜测,在转发时故意用上身体或性的描述。很难说所有人(包括现在的自媒体)都出于一种纯粹的正义逻辑,但背后付出的,却是当事人或其亲人的挣扎和痛苦。

 

五味杂陈的“弱者”身份

 

时至今日,再回过头来看2013年的微博,在其公共讨论刚走向衰落的时刻,那些醒目且刺眼的“性话语”令人难以释怀。但如果抛开这些情感感叹,回到问题本身,当事人或其亲人何以要冒着这样的艰难,将最私密的描述公诸于众,有的可能还夸大其词?

各家都有各家的具体理由,但所有这些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逻辑,那便是长期以来人们在日常政治用语中常提到的“民意”了。“民意”,是相对于国家的意志而言。即便是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国家限制、淹没了社会的自治空间,通过城市的单位和乡村的公社进行治理,但民众与国家也未真正变成铁板一块,“民意”仍是群众动员不得不考虑的基础。

按理说,“民意”是一个不需要争议的词,国家需要它来调节公共政策,而它也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但“民意”一词在实践中却五味杂陈。

权利或尊严受到了损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诉求保障,那就要向舆论求助。舆论起来了,地方政府或司法职能部门就可能不得不在压力下重新对待案件。如何引起舆论的关注,或者说约等于“民意”,便成了当事人在权益表达和诉求中最关心的事。在“上下分层治理”的架构下,中央为了维护政治权威,面临网络上的民意,也向地方具体的职能部门或其官员施加压力。 

于是,在舆论或者说民意的压力下,一些当事人的权益的确得以挽回,或至少被重新对待。然而,这就是一场舆论竞赛,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能得到关注,得到关注的,甚至可能还会得到地方政府施予额外的、属于职能范围之外的补偿,比如2010年的一个当事人在来势汹汹的舆论下,原是一个酒店服务员,事后被安排到了当地广播电视台上班。所有这些,目的是稳定民心,但并未解决执法本身的规则问题,过了就过了。被学者们担忧的“民粹主义”便这样上场,改变了“民意”的内涵。

在这场舆论竞赛上,正是“性话语”具有获得舆论关注和传播的能力,当事人便要冒着情面和禁忌风险,其逻辑便都在千百年来的“民意”这个词里面了。

现在回到“刺辱母者”这件事上。新闻报道说“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到了传统媒体上,出于措辞规则,当年在微博上醒目且刺眼的“性话语”不见了。

但是,像“极端手段”这样的模糊词,却并未阻止民众的想象,或者说,倒正是这样的想象使它获得了被更强大的关注和传播能力。这些细节的想象,可能来自情色或暴力视频、图片、小说。在公共讨论中,猜测站不住脚,而不管作何具体的辩护。不过,“极端的手段”的具体内容在微博上被证实了,起因是有媒体人讲诉了这篇报道的记者的聊天。猜测和想象变成了事实,在微博和微信上得到了更多的共情。

的确,“所有人在暴力或权力面前都是弱者”,权利和尊严面前所有人都需要保护,而权利和尊严受损的事件太多,并非都受到了关注。跟知识精英的想法不一样,民众心中的“弱者”,可能各种各样,但很难说是经济、政治或文化精英。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刺辱母者”仍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来自对当事人于欢的共情,共情来自理解,理解便是明白他当时到底处于何种情况,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母亲所遭受的“极端手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

随着公共讨论的进展,也出现了一些声音,包括解构当事人的“弱者”身份。围绕“弱者”和“民意”的纠结,在维稳逻辑下的舆论治理中,在现代治理制度文明实现前,都可能存在;当事人或挣扎(比如“性话语”)、或绞尽脑汁,有可能成为舆论竞赛中的极少数幸运者而挽回权益损失、捍卫尊严,却很难照耀到更日常、更广泛、更边缘的民众权益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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