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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会让城市白领的生活民主化?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对许多城市白领来说,临近岁末的公司年会已是一年一度的必有仪式,渐渐似乎变成了这一群体的一项新民俗活动。和其它许多庆典一样,年会也是一出社会戏剧、一次狂欢——或者不如这么说,年会本身正折射出了参与其中的人们是怎样一群人。

固然,大多数年会表面上也无非是吃饭、相互敬酒、公司管理层的总结性发言,以及穿插着各部门表演的一些小节目,然而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聚会(对大公司来说,全员出席的聚会本就极少),而是一次群体庆典。

女同事们这一天精心化了最明艳的妆,打扮一新出席,有节目的人戴着奇怪道具穿行在人群里,使整个气氛更隐含着庆典的味道。大凡庆典常常都兼具两种相反的功用:一是凝聚向心,二是宣泄离心。这在年会的过程中尤其表露无疑。

一方面,只要业绩不是太差,在年会上,老板们总是会说一些鼓舞人心、激励团队士气的话(“我相信你们是最好的团队”这句标准用语,因为被使用过多,有时甚至丧失了催人泪下的效果),同事间也会相互敬酒——无论是感谢照顾还是对自己工作中太严苛而致歉,以至于一组人在场外聊到抱头痛哭也非鲜见,这种群体纽带感之强,在平日里并不多见;而另一方面,人们则常常喜欢在台上表演的节目中颠倒等级和秩序,拿老板、客户、对手或社会现实肆意取笑,尽情发泄自己这一年来的内心压力。

▲ 从左到右,曾经在各自公司年会中的“财神”雷军,“公主”马云,“僵尸”丁磊。

在京沪广深这些城市的外资企业文化中,这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少公司的年会在趣味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受欢迎的节目要么是恶搞型的,要么是老板亲自上阵的,而掌声最多的则是上述二者合一的节目。撺掇老板们(尤其是男老板)来挑一段《天鹅湖》的芭蕾舞或钢管舞,常常是许多年会上最高的呼声之一——也真有老板能这么豁得出去的。

我就曾亲见过一次这样的《天鹅湖》,五位男老板齐刷刷穿芭蕾装上阵,台下几乎全都站起来涌到前台看,许多人简直都快笑岔了气。老板们也不必担心下属在看过自己如此行止后丧失敬畏——第二天上班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许多人反倒会为老板的“献身”所表现出来的平等而更觉亲近。也就是说,“宣泄离心”会带来“凝聚向心”的效果。

▲ 男版“天鹅湖”常见于公司年会之中。

年会是一次难得的节日,在这个时刻,平时的秩序被颠倒,人们可以不受责备地背离日常规范,因为这一切都能以“开玩笑”的名义得到豁免。有的主持人在敬酒环节开始前甚至开玩笑说“现在‘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以暗示人们可以去放手灌醉同事。在外资广告公司的圈子里,年会节目最常见的主题是嘲讽客户,尽管有时客户就坐在台下。在这些恶搞的小品中,客户在工作中的无理要求被夸大成一些可笑的段子,即便有时是隐含在穿越剧之类外壳之下,但其隐含的讽刺意味总是能让台下会心地笑成一片。在这些节目的表演中,人们往往化妆或扮演为另一个人,然而却正是在这种假扮之中,更尖刻地说出了日常的真相。平日承受的工作压力越大,这种宣泄功能就在年会中表现得越是充分——何况这恐怕也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次集体公开宣泄机会。

年会中另一类常见的节目是对本年流行文化的戏仿。2012年最红的《江南Style》,你可能会在大多数公司年会上都看到类似的节目,有时甚至是老板领头,全场一起high——以这种方式,它集狂欢、戏仿、恶搞于一身,既是宣泄又是凝聚。

有一年,我在参与的两场年会上,发现都有一个戏仿CCTV新闻联播的节目,或许并非偶然的是:它们都出自这两家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在这里,社会现实或政治事件转化成娱乐和讽刺的面目出现。而这可能也是为何这类年会的节目尽管常常十分业余,但却很少会聘请专业演员的缘故:因为人们想看到的正是自己日常的同事如何戏仿和恶搞,这种反差本身就具有戏剧性,这是一个陌生的专职艺人无法达到的效果。

▲ 在年会中跳“骑马舞”的马化腾(左一)。“江南style”、“Nobody”、“小苹果”等歌曲几乎成为了年会上的必备舞曲。

尽管身为最现代的一群中国人,但他们在年会上的表现与原始社会的祖先并无本质的差别。像许多狂欢节一样,年会上也总是充斥着各种象征物和“过量的悬浮符号”,总是一个炫耀的乃至物质至上的时刻,总是要有一定的既稳定秩序又打破秩序的仪式,总是像一场梦——不管多么“难忘今宵”,第二天醒来人人都知道必须恢复到日常秩序状态,原先该怎样还是怎样。

年会是这些现代城市中产工作节奏中的一次必要的狂欢。早有人说过,从某种角度来看,“初创企业就是一个宗教部落,创始人是宗教偶像并有创教神话,公司价值是准宗教信条,公司遍布着各种宗教仪式和图腾膜拜,对外公关和招聘形同传教,并且都以反现世观点作为核心驱动力”

如果把公司看作是一个小型社会和原始部落,那么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年会就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些庆典中,有时还会高悬“伙伴(partnership)”、“团队合作(team work)”之类的主旋律价值观,以强化和重塑公司理念和企业文化,甚至通过一定的回顾(有时这种回顾类似于宗教仪式)来重现自身传奇般的过去——有不少企业老板都喜欢在年会上年年回顾一次创业传奇。当老板在台上动情地说起“当年,我和搭档在一个简陋的小黑屋里”创造了这家公司时,我那次听到身旁已入职7年的同事嘀咕:“又来了,每年都要说一遍……”那确实有点像神父在复活节带头祈祷。

这并非仅只简单地表示团结或展示企业文化的一次机会,相反,它是要通过一次社会戏剧来让每一个成员深切领会团队气氛,并对它产生稳定的认同感。虽然人们评价一次年会常常只使用诸如“有意思”或“没意思”这样的词作为判断标准,似乎许多人在意的无非只是那些恶搞的段子,但“恶搞”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在于它对日常秩序的颠覆——否则它也就“不好玩”了。这种颠覆并不是根本性的,实际上,它与庆典的凝聚向心功能相辅相成。

这些在年会中所呈现出的现象,在中国仍主要是一种城市白领的文化现象。就像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很难确定它起源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与早先的那种单位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在集体单位的时代不要说并不存在这种肆意恶搞领导的节目,甚至年会本身恐怕也未必存在。“单位”本身更类似一个村庄,而领导则是对人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大家长,并拥有一种家长式的权威,年末如果有聚餐,那更多偏重的也是对员工的“送温暖”。这与公司文化中更重视平等的情况颇为不同——尽管公司中同样有严格的等级,但至少容许人们在年会的时刻短暂地颠覆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把城市白领的生活民主化了,有时甚至以城市中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的形式而出现。在这其中,我们正可看到他们是怎样一群人,因为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舞台,他们所扮演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

▲ 西南某县城,领导在春节前夕慰问离退休老干部、困难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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