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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川普带来美国的撕裂,而是撕裂的美国带来了川普?

吴太白,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大选震动

11月9号清晨,睁开双眼,迷糊中没想明白昨晚到底是不是一场梦。

拿起手机,6点28分,一条安娜的未读短信:Girls, I woke up and feel I don’t want to do life today. (亲们,今天醒来我简直不想活了……)我在美国某蓝州的高校读书,几个朋友约好今天见面,因为需要“彼此安慰”。头一晚的喧嚣、震惊、难以置信,此时还萦绕在脑海里。

校园里气氛沉重,大家一脸阴郁。见面后,安娜失魂落魄:“今天老师一进教室就哭了,接着全班都哭了起来。”

我有点惊讶,问安娜哭了么。

“我当然也哭了!”安娜说:“怎么?你不哭吗?我是说,面对这么可怕的结果,这么可怕的美国,难道你不哭吗?” 她摇了摇手上的传单:“你看校园里都有人发传单号召革命了。

▲ 11月9日,德克萨斯大学的学生和其他抗议者在奥斯汀市中心游行。 © Ricardo Brazziell

▌并非孤例

我为什么不哭?这个问题让我怔了一下。

事实上,我一直对本次大选保持相当中立的态度。在价值观层面,作为女性,我坚信独立奋斗的价值。我也曾在NGO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LGBT群体和性工作者倡导权益。而我选择来美国读博,最初的动力是本科参加某次国际会议,我与不同肤色的参会者共处一室,大家友善而热烈地讨论我们该如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那是我头一次感受到“多元化”带来的激情和感动。

然而,在社会现实层面,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的学生,我被教育不能只谈价值,更要看社会事实、看其结构和矛盾张力。而事实是,全球性的动荡正在展开:占领华尔街、占领中环、ISIS逐步壮大、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时左派桑德斯和右派川普同时崛起,直至今天,川普当选。这一切显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在说明同一个问题:持续多年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停滞,终于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极端势力的崛起,不论是极左,还是极右。于是,在马克思被扫进故纸堆长达半个世纪后,阶级政治卷土重来。

有人会问,和二战前相比,我们的财富难道不是越积越多,生活不是过得越来越好吗?是的,从社会总体来看,人类的财富,健康水平,预期寿命都在显著增加。然而,1%的人和99%的人增速大不一样。和衣不蔽体的日子相比,现在的穷人也许没那么糟。但是同时代的人相比,人类的贫富差距达到了顶峰。当普通人的工资从一千缓慢增至两千时,富人的收入或许从一千涨到了一千万。当经济高速发展,蛋糕飞速做大时,这种差距不见得会引发什么问题。然而,一旦经济停滞,甚至金融危机爆发,那这种“相对剥夺”和“不公正感”就会引发熊熊的怒火。

这样的怒火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攻击对象,大多数人只是隐约感到“这个体制对我不利”或者“政府和华尔街精英勾结”。于是,整个建制和系统成为笼统的发泄对象。愤怒的群众迫切希望打破现状,摧毁腐败的体制,带来改变。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改,但改变是当务之急。所以,不论极左的桑德斯还是极右的川普,他们以激进的局外人身份,完美回应了“改变现状”这个诉求。

▲ 2011年10月6日,示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举行“占领华盛顿”抗议活动。9月17日,“占领华尔街”活动在纽约爆发。随后,类似的抗议扩散到美国其他地区,“占领芝加哥”、“占领洛杉矶”等示威活动陆续展开,并蔓延到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丹佛等美国50多个大城市。© cntv.cn

▌他们是谁?

川普当选后,知识精英和少数族裔大受震动,而“农村中老年白人男性”被认为是铁杆的川普支持者。很多人援引大选当日出口民调的数据——经济收入对大选结果没有显著影响——来试图说明这不是经济问题带来的阶级政治,而是价值观分歧带来的身份政治。换句话讲,川普的选民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种族歧视、直男癌、反动派。那么,川普的选民到底是什么样?

翻阅近几年的文献和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当美国社会整体在进步,死亡率在降低,健康水平在上升时,白人劳工阶层的吸毒率、犯罪率和自杀率在上升,由此带来了死亡率的上升——这是近十年来,所有族裔,所有发达国家里,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人群。事实上,红州人口甚至和蓝州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五年之多,这可是美国和尼加拉瓜的差距。而经济上,即便白人劳工的收入水平比最底层的移民更高,但从纵向历史数据比较,他们的家庭收入却在下降。所以,出口民调里看上去收入对投票没影响,但其实投票的人群纷纷表示“自己的生活比原先更糟了。”

抛开冰冷的数据,伯克利大学社会学教授Arlie Russell Hochschild通过五年的观察访谈,为我们拼凑出一幅红州白人劳工阶层的真实画面。在2016年9月刚出版的新书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中,Hochschild教授描绘了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的,独自挣扎却又步履蹒跚的人群。南部红州的白人常常出现在精英的笑谈中:红脖子,一言不合就拔枪,虔诚的教徒,穷,肥胖。同时,跟大家的设想一样,他们厌恶移民,对少数群体不友好,包括穆斯林和同性恋。

▲ 美国俚语中,将贫穷的白人称为“White Trash(白色垃圾)”,暗示较低的社会阶层和不体面的生活方式。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往往特指一些生活在社会边缘,被主流社会视为危险分子的人。他们常和犯罪沾边,行为不可预测,对权威、法律和道德缺乏尊重。图为一个白人家庭正在将他们的家当往拖车里搬运。 © Matt Eich / the Atlantic

▌红州困境

那么,他们为什么讨厌少数群体?

更令人费解的是,作为被资本盘剥的工人阶级,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号称维护普通人利益的民主党,却要把票投给为富人减税,为资本代言的共和党?

为此,Hochschild教授讲述了一个美国梦衰落的故事。五六十年代的白人劳工阶层勤劳致富,欣欣向荣,美国梦许诺了他们,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会得到财富和尊重。然而,迅速展开的全球化进程猛烈冲击了美国本土的劳动力市场,数以万计的工作机会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技术单一,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劳工很难通过“再培训”去寻找一份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如同社会学家福山所说,什么样的培训能够让一名管道工人变成电脑工程师?我们暂时无解。但白人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更加苦涩的是,在白人劳工阶层受到冲击的同时,曾经落在他们身后的少数族裔却因为自由主义政策倡导的多元和尊重,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照顾——黑人受平权法案保护,墨西哥非法移民时不时被大赦,穆斯林教徒受到社会的优待……而白人呢?不仅没有任何政策在关照他们,白人甚至成了被对抗的“主流族裔”。对一个从小受到传统基督教义教育的白人来说,现在连“圣诞快乐”都不太正确,最好改说“节日快乐”;学校取消基督教晨祷仪式,却为其他宗教的教徒修建祷告室;同性恋群体可以光荣而骄傲,但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反对LGBT则会遭到来自全社会的鄙夷,而其他宗教或文化里那些不符合进步价值观的部分,并没有遭受同等的压力。

经济上备受煎熬,文化上备受歧视,从小接受的传统价值观被视为落后,曾经过得不如自己的少数族裔却纷纷甩下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环顾四周,民主党代表少数族裔,共和党代表资方利益,谁为白人劳工阶层代言?

▲ 2016年夏天,华盛顿特区,结束工作之后的工人,他们身后的工地是正在修建的特朗普国际酒店。 © Mark Wilson / Getty Images

▌遗忘在故乡

白人劳工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但却被遗忘了。

或者说,长久以来,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价值观所希望“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帮助”的对象。所以,当他们面对失业、毒品、自杀;当他们面对贫穷和困境的自我循环和无可解脱时,没有任何政策在关照他们。按Hochschild的说法,他们并不是过得最糟的一帮人,却是美国社会跌落得最快,掉队得最远的一帮人。而按福山的说法,白人劳工阶级如今的状况在本质上等同于上世纪下层黑人阶级的处境,却没有人注意他们。

就在这个时候,川普提出“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重振美国)——这个口号,对其他人来说很垃圾。正如希拉里所说,美国已经足够伟大了。然而,对于这帮饱受自由主义全球化之苦,日子越过越糟的工人阶级来说,无异于直戳痛处:“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因此,Hochschild分析,当今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白人工人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压死骆驼的稻草则掺杂了种族、宗教、文化等矛盾。最终,他们成了自由主义者口中愚昧、种族歧视、直男癌的反动派。而且,这些标签,很有可能都是对的。

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时候,白人劳工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离中国百姓们最近的就有香港的满腹怨气:香港普通工薪阶层在经济危机中被洗劫,在涌入的大陆劳动力面前就业越来越难,物价飞速上涨,而苦涩的是,原先过得不如香港的大陆人,如今暴发户却越来越多,竟把他们甩到了身后。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最终,他们冲观光客唱“蝗虫歌”,让他们滚回大陆。

不同群体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并非一朝一夕的矛盾,而是经年累月的挫折。我们只看到了矛盾爆发时的丑恶、愚蠢、不理智、无耻;然而,矛盾累积过程中的痛苦、失落、彷徨、无助,又有几人知?

▲ 2016年3月1日,马萨诸塞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庆祝他在初选中获胜。 © John Tlumacki / The Boston Globe

▲ 2016年11月11日,圣迭戈,反对者抗议特朗普竞选成为总统。 © Sandy Huffaker / Reuters

▌怎么办?

那么,现在的痛苦和仇恨,是谁的锅?是无耻的红州人,还是傲慢的蓝州人?是野蛮的大陆人,还是狭隘的香港人?

作为一名女性、亚裔、留学生,我是全球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受益者,我毋庸置疑支持自由主义。然而,另一端站着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红脖子”,他饮着被污染的水源,拿着微薄的工资,受着社会的嘲讽,忍着政策的缺失,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他说,他讨厌移民,厌恶少数群体,受够了政治正确,他希望川普能光复山巅之城的荣光。

我完全无法赞同他,我仍然坚信包容和尊重才是正确的价值观,我也知道川普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然而,我并没有勇气质问他,你为什么自私又无耻。

须知,不是川普撕裂了美国社会,挑动了种族矛盾;而是美国社会已经足够撕裂,利益矛盾已经足够突出,这才带来了今天的川普。即便现在不是他,未来也会是别人。而且越晚暴露出来的问题,恐怕只会越严重,越难调和。

现在问题已经摆到了阳光下。在这个全球右转,阶级矛盾回归的时刻,如果我们继续无视不平等,如果矛盾的双方继续责备个体和人心,那问题永远无解,民粹的浪潮只会席卷世界。人性中有丑恶,也有美好。有的环境放大了丑恶,有的结构则放大美好。如果我们只是哭泣,愤怒,贴标签,那我们只能继续放大恶——既放大对方的,也放大自己的。

现在,我不时会想起最初加入NGO时培训师对我说的话。在我们即将去穆斯林社区宣传女性权益时,我很愚蠢地说,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女性能忍受自己的权益受到的伤害。说话的时候,我带着无法掩盖的、自认为自己代表“先进和正确”的优越感。而我的培训师对我说:

不能理解?那就去问,去看,去了解。不要把“不能理解”当作一件光荣的事,这只能说明你无能又懒惰。

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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