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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能靠统计:让爸妈返乡不如让孩子进城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一夜之间,中国的留守儿童少了五千万。

9日在民政部召开的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席会议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三部委在全国共摸底排查出农村留守儿童902万人。

而2014年的数据还显示,留守儿童的数量是6102.5万人,很多媒体还以“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为题做过报道。

为什么会骤降五千万呢?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说,部分原因是“留守儿童”的定义变了。此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这次《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

如此一来,留守儿童的数量大幅减少,但留守儿童的问题能因此得到真正解决吗?

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2013-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占55.2%;2015年6月,国内首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

在留守上没有达标的儿童,比如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孩子,比如介于十六到十八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他们因定义调整而不再是留守儿童之后,就可以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吗?既然是摸底排查,为何不顺便统计一下这两者所占人数?摸底采用了什么方法,真实性又如何保证?

遗憾的是,会议上并没有解释这些问题。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连问都没问,就直接采用了三部委给出的数据。新华社记者则连提三问,尽管回答仍是不如人意。还有专家表示,不需要太纠结于概念。

不管外界怎么说,留守儿童的数量总算降下来了,而且这是官方权威数据,其他五千万留守儿童就此成为历史。这一办法如能推广开来,各部门政绩都会飘红。比如,要实现农村人口脱贫,可以通过改变贫困标准的方式来解决;要减少残疾人数量,也可以提高残疾资格认定标准,要求相应机能完全丧失,残疾人也能锐减几千万。

三部委并没有把留守儿童数量锐减的功绩归于自己,而是归于“各地就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系列政策和工作的有效实施,这是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只是,对应的数据佐证,还有待更新。

▲ 据往年人口普查数据,2000、2005、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分别为1981万人、5861万人、6972万人。另据《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15.1%的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没见面,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图为2013年,在江西抚州农村的留守儿童。 © 国韵

▌统计数据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吗?

消失的五千万之外,还有902万“认证”过的留守儿童。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2020年要实现“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但就三部委的表态来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指向和重点,还停留于“让爸妈返乡”,督促外出务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

这种做法,一是违背经济规律。这些家长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是因为他们不惦念自己的孩子吗,是因为他们不想照顾自己的父母吗,是因为他们不想呼吸家乡新鲜的空气吗?

显然不是,是因为城市比农村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步扩大。调查显示,从1985-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从1.73:1扩大到3.27:1。而且,往往城市越大,经济的集聚效应就越明显,机会和收入都会成倍增加。现在很多中西部农村之所以能够脱贫,农民之所以能有个基本体面的生活,不是靠种地的那点收入,而是靠农民外出打工挣到的那些工资。

三十年间,上亿农民工从中西部农村流入到东南部城市,这既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也成就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返乡,说起来轻松,但回去之后的工作和工资如何解决?返乡后或许能防止贵州毕节四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悲剧,但是否可能会多一些像甘肃杨改兰那样的悲剧?难道这类悲剧真的只是极端个案,不属于经济问题?

另外,如果农民工都返乡了,大城市还能够正常运转吗?想想每年春节时的情况就不难明白。

二是没有家长参与。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有一句话,没有我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这句话不只适用于残障领域,还适用于一切公共决策。

不管是国务院对于留守儿童的重新定义,还是三部委提出的专项关爱保护行动,虽然有专家做过调研工作,也拿出相应的法规论证合理性,但从中难以看到留守儿童的个人感受、孩子家长的意见和实际困难。

摸底排查留守儿童的数量只是最基础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在此之上,摸底排查各个家庭的实际状况,从中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很遗憾,病症还没有真正找到,就给出了药方。

三是没有权利视角。关爱保护儿童,这一说法自带道德光环,听上去无懈可击,但就解决社会问题来说,只有关爱是不够的,还需要保障儿童和家长权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所指出的,贫困与饥荒不只是经济落后的问题,更是权利缺失的问题。留守儿童也是一样,如果这些孩子们都能跟随父母在城市里落脚,有学上、有饭吃、有房住,还会在农村面临监护缺失所导致的意外伤害和性侵吗?

这不是农村父母监护缺失的问题,而是城市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

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先要保障流动儿童的权利。只有让更多的孩子跟随父母流动起来,留守儿童的困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纾解。事实上,这一趋势正在发生,研究显示,从2005-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仅增长4%,但流动儿童增长高达44%。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农民工也不只是把城市看成暂时的栖身之地,而是把城市当成最终归宿,想要在城市追逐梦想,安家落户。

© 翁洹 / 南方周末

▌政策伦理缺失?

问题在于,一些大城市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尽管外来人口给城市贡献了青春、血汗和税收,但却始终被视为“非我族类”,享受不到和普通市民一样平等的待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但在公立学校入学条件上层层加码,就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放过,以资质不足等理由强行关停,通过赶走孩子的方式把家长也赶走。

现实是,这些政策多由教育、公安等部门制定,还得到国务院的支持。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到,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5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而这些城市恰恰是农民工流入的集中地。换句话说,不是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了留守儿童问题,而是各种各样的政策让上千万儿童被迫留守,这不是家庭伦理的缺失,而是政策伦理的缺失。

但现在,留守儿童问题的板子却打在无辜的父母头上,然后开了一个头痛医脚、我病医你的药方,不但对“用赶走孩子来赶走家长”没有反思,还试图通过绑住家长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以关爱保护之名,家长们就像群羔羊,被赶来赶去,儿童们就像串数字,被随意加减。

上千万留守儿童和家长们只能暗自神伤,谁让自己不幸生在农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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