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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很少再听到耳熟能详的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是不是已经唱出来了?熟悉的旋律勾起几代人的童年记忆,记忆的画面里,可能有教你唱歌的爸妈、老师,或是你曾穿上演出服,第一次当众表演的舞台。

今天的孩子们在唱什么歌呢?路过幼儿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竟然和你小时候唱的一样。有时我们能看到家长的担忧:“现在没什么好儿歌可以听,我们也只能教一些以前的儿歌。”好儿歌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现在很少再听到耳熟能详的儿歌?为什么还是那些传统的儿歌有生命力?

传统儿歌为什么会流传?

流传较广的传统儿歌往往歌词简单易记,旋律朗朗上口,具备易于流传的音乐特性。Rahn(1981)对美国和加拿大的传统儿歌进行了分析后发现,这些儿歌的歌词和旋律中含有大量的重复或者模仿的内容,而且歌词和旋律之间的对应也十分清晰。文章开头提到的“两只老虎”,则完美地印证了这个分析。

除了易记,更重要的是,儿歌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口口相传的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一位长期从事儿童音乐教育的老师告诉笔者,上海童谣《金锁银锁》仍然受到很多上海孩子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首童谣是用上海话来唱的,并且辅佐以“锁手”的游戏,而这些上海话伴随着“锁手”游戏,成为了很多上海孩子的语言和文化启蒙。某种程度上,上海的民间文化伴随着这首歌曲传承了下来。

Campell(1998)等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传统儿歌属于传统民间歌曲的一支,能够帮助儿童熟悉语言和音律,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换句话说,传统儿歌流传的原因也许并不是更“好听”,但绝对是更“经典”。

然而,当代文化生活正在抛弃民间文化的传统传承和记忆方式。由于有了更丰富的资源,儿歌的教育和“传承”功能在减弱。由于有了更便捷的数字储存手段,我们似乎无需再去“记忆”传统文化。因此,传统儿歌和传统文化一起,原有的实用性功能被消解了,只留下了共同的“身份记忆”的代表性功能。

打个比方,有许多年轻人如今不太会说家乡话,是因为他不说家乡话也能过得很好,而说家乡话某种程度上只是个体归属的象征。同理,现在的孩子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儿歌,是因为他们即便没有这些儿歌,也能有其他更多的文化享受。儿歌不再承担实用的功能,只需要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在人们想寻根的时候能够找到。

真的没有人听“新儿歌”吗?

传统意义上的儿歌生存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媒体报道,有不少曾经出过大量儿童音像制品的出版社多年没有制作出版过儿歌类音像制品,有一些出版商即便生产,也大多和教辅捆绑销售,因为“没有经济效益”。一向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的家长们,为什么到这件事上就“抠门”了?

是因为无人创作吗?不是。如今,不少地方都开展了儿歌创作大赛,例如江苏推出的“童声里的中国”儿歌创作系列品牌活动已有10年,先后收到了全国超过5万件童谣、儿歌作品;江苏广电2016年推出了公益真人秀《唱响好儿歌》,在黄金时段播出;连成都一个县里的儿歌创作大赛都举办了10届,出了10本集子,每本都有250页左右。

 

是因为不好听吗?也不完全是。事实上,在上述比赛中的许多作品,都明显地突出了重复、简单、易记的创作倾向。例如,2016年初被评选为“童声里的中国”创作大赛最佳校园歌曲的《妈妈想我啦》,有优秀的传唱潜质,在4月登上了江苏卫视的《唱响好儿歌》。然而,这首歌曲和这档电视节目一起,被排挤到了大众传媒的边缘。

问题在于,这些儿歌和当代文化是断裂的。当代儿歌创作的出发点是,只要模仿传统儿歌简单、易记、贴近儿童生活,就应当被儿童所接受。然而这个出发点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只是传统儿歌的表面特征,而非本质。在失去了传统文化传承这一必要的功能之后,徒有其表的新儿歌并没有生命力。因此,它们并不是从传统文化中催生出来的,它们只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空对空的模仿,它们不承载着任何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尽管这不是它们的“错”。

更重要的是,当代的儿童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接受更多元化的文化产品。2013年起开始爆红的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顺道捧红了主题曲中的一句“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这便是新时代的儿歌,它和大众传媒紧紧捆绑在一起。即便这首歌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儿歌,歌曲的用词并不简单,歌词中的一些意象也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搞定老妈绝代风华”、“我也可以带你去火辣辣”),旋律和节奏上也有较为复杂的地方,但它仍然流行了起来,成为大众传媒时代儿童的共同记忆。

因此,并不是儿歌失去了听众,而是儿歌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了市场中。由于传统儿歌的功能性被大众传媒消解了,新时代的儿歌则同时在大众传媒中冉冉升起。

我们应当鼓励创作儿歌吗?

那么,我们在担心什么呢?我们并不是在担心儿歌的退场,而是在担心儿童的早熟。大众传媒正在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它无差别、畅通的信息获取渠道让许多家长担心孩子们过早地接触成人内容。他们对传统儿歌复兴的希望,无非是想要找回那种让“儿童”成为单纯的“儿童”的“规训”方法。

那么,创作并鼓励新儿歌真的可以实现这样的愿望吗?在上文中提到的优秀儿歌作品《妈妈想我啦》,在江苏卫视中的出场是这样的:演唱的小女孩身穿闪亮的银色抹胸连衣短裙、短靴和银色发箍,试图传递留守儿童的思念之情。唱到高潮处,小女孩在台上舞蹈起来,电吉他、贝斯、鼓、键盘组成的乐队铺陈出恢宏的气势,精心设计的和声走向和乐器编配无不体现出音乐制作人的用心良苦,仿佛台上的那个孩子正在进行“我是歌手”的竞演。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儿歌的“儿”被弱化,面对被电视节目培育出的大众审美,为争取更多的关注,这种“儿歌”的演绎也不得不向“成人世界”妥协。在大众传媒的语境下,单纯的儿歌作品想要重新获得关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

因此,试图去寻求像过去那样简单、淳朴又流传广泛的儿歌没有意义。我们更应该要想清楚的是,我们究竟希望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如果家长一边希望能够拥有单纯淳朴又洗脑的儿歌,另一面又不得不让孩子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现实,并寄希望于通过前者来达到宽慰和净化后者,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连“两只老虎”这样朗朗上口的童谣,在北伐战争时期也被改成了“打倒列强”的北伐军歌,这就是自身功能发生了变化。机械的功能主义是没有指望的。

其实,我们仍然可以从上面的例子中看出,儿童音乐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但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当下创作的儿童音乐所满足,而是被大众媒介所满足。如果我们的愿望是希望儿童能够有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儿童“生活”,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如何创作更容易流传的儿歌,而是如何在大众媒介中开辟出更适合儿童的“生态”。例如,在《爸爸去哪儿》这种当代儿童更喜欢看的作品里,如何起到教育感化、文化传承的作用,传递基本正确的价值观,是更为急迫的事情。

这不是说传统的儿歌类型就不重要。不仅是儿歌,大多数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都面临类似的生存压力,处在是否要向大众传媒妥协的十字路口。在一些保守主义者仍在争论如何维护艺术门类的“纯洁性”的时候,一些改革者已经把传统文化通过“改良”融向了大众传媒,成为前者眼中“抛弃传统”的一群人。

然而,保守主义者往往不会考虑的是,和大众传媒的结合在事实上培养了更多的艺术人口,而这将会反哺艺术门类,使这种艺术能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让一部分人有条件继续维持这种艺术门类的“纯洁性”,而不是像很多保守的艺术家一样,让他们的艺术最终失传。对于儿歌来说,新时代儿歌的阵地已经转移,我们应当用新的方法来维护传统的理念。

· 作者:聂可 南都公益观察特约撰稿人 政见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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